中国人民大学已故教授高鸿业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没有拜在他的门下，但他是我事实上的老师，因为我在高鸿业先生那里获得了许多实际的教益。而且，高鸿业先生也像对待他的学生那样对我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诲，吸收我参加他的研究项目，关注我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成果，给予肯定的和积极的评价。
我最初认识高鸿业先生是在1980年11月他的家里，当时我带着宋则行教授的亲笔信去他家请他指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初次见面高鸿业先生就给我留下思虑缜密、见解深邃的印象。他问我：“你知道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为什么受到特殊的重视吗？他的理论对于西方国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他的《通论》一书为什么一出版就受到西方经济学界普遍的重视呢？甚至原来反对凯恩斯《通论》的一些经济学家也逐渐被它征服了，以至许多经济学家都说‘我们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呢？”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凯恩斯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特殊的重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提供了让经济走出困境的理论和政策，就是以国家（政府）干预的手段，扩大社会总需求。这一招确实很灵，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30余年间，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给西方国家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盛行的时代，西方任何一种其他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和凯恩斯的理论匹敌。西方经济学界不得不承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独尊的地位。”他稍停一会儿又说：“但凯恩斯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像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样，企图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是根本做不到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经济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现‘滞涨’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和政策就一筹莫展了，再也拿不出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困境的处方了。于是凯恩主义经济学陷入了危机。”最后他说：“你能够在论文中把这些问题都说清了，你的论文就算成功了。我建议你从西方国家经济近几十年的变迁中寻求凯恩斯经济学从兴起到衰落的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评价凯恩斯经济学”。高鸿业先生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厘清了论文的分析思路。这虽然是一席简单的谈话，却可以从中看到高鸿业先生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深邃的思想。高鸿业先生的这席谈话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真谛，以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历史的局限性。
高鸿业
高鸿业先生和我的老师宋则行教授一样，既精通西方经济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国内经济学家中，二者兼通的人很少。常见的情形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排斥西方经济理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又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二者势成水火。像我的老师宋则行教授一样，高鸿业先生常常在全面系统准确把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评论西方经济理论。例如，在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首先原原本本地阐述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原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准确地阐述诸如需求、供给和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厂商或企业理论，各种类型市场价格和产量决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在宏观经济学部分，准确地阐述诸如消费、储蓄、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均衡的国民收入决定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理论等。这样处理，表现了高鸿业先生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高鸿业先生完全认同或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他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例如，在该书的每一章后面都设有“结束语”，高鸿业先生亲自负责撰写结束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看，应该如何认识有关的西方经济理论。高鸿业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既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双重性质。因此，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是，一方面在总体上对它要加以鉴别和批评，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内容中关于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及国家政策调控的手段和经验教训要加以借鉴。”
这里把高鸿业先生对微观经济学部分的评论做以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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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鸿业先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做了这样的评论：“为了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西方学者必须做出‘理性人’的假设，因为，只有这种人才符合该原理的要求。此外，正如我们在以下各章所看到的那样，只有这种随时随地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才能使西方学者把微积分学中的寻求极大值数学方法应用到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之中，以便得到肯定的解答或答案。否则，如果放弃这个假设条件，而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仅仅是部分地利己（例如80%的利己），那么，西方学者，便不能提供肯定的答案，因为微积分学的数学方法不能对追求80%最大化问题给予解答。”这意味着，经济人假设只有经济分析的意义，而没有现实性。
（2）在论及序数效用论时，高鸿业先生指出：“在商品数量众多的条件下，消费者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各种商品组合的偏好加以判断和比较，如序数效用论者所假设的那样。例如，按序数效用论的说法，消费者总是可以判断出两公斤面包和一公斤土豆的搭配所带来的效用比一公斤面包和两公斤土豆的搭配所带来的效用较大、较小或相等。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产品数量不太多，消费者判断不同的搭配组合的优劣，表达自己的偏好，也许是可能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消费者面对成千上万的产品种类的各种不同的搭配组合的情况下，要想使消费者都准确表达自己的偏好是不现实的。”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者选择的序数效用论具有非现实性。
（3）关于生产理论，高鸿业先生提请读者注意下面两点：“第一，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除了鲁滨逊式的童话故事以外，很少发现个人长期单独进行生产的事例，既然生产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那么，生产必然会受到它所在的社会形态的制约。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生产的动机，因此，这一社会的生产必须首先服从剩余价值规律，简言之，寻求利润最大化。然而，本章所介绍的生产是一般性生产，即抽掉了生产关系后所剩下的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些条件既然为一切社会所共存，那么显然不能从这些条件中找到某一具体社会的生产特点。……正是由于生产的一般，所以它的内容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例如，它可以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须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又例如，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同样存在着规模报酬的递增、递减和不变的问题。因此，在扩大原有企业规模和另行新建同样企业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第二，尽管本章所介绍的一般性生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借鉴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地一般性生产的论述抽象掉了现实生产的两个技术性的重要内容，所以本章的生产论与现实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而使它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受到限制。”[4]
高鸿业先生把他所说的两个技术性的重要内容说明如下：
首先，关于等产量曲线的介绍表明，不同数量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可以得到相同的产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具备一定量的生产要素，并不一定使生产得以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掌握生产的技术。事实上，每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都代表一定的技术；一般说来，较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的组合往往意味着水平较低的技术，而较少的劳动和较多的资本则代表较先进的技术。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概念已经包含在生产函数之中。该函数的‘存在’技术对任何人是免费的，从而可以为一切生产者所使用。”[5] 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取得技术必须付出代价，又由于技术的商业秘密的性质，任何厂商都不可能掌握有简陋到先进的全部技术。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是一个严防外泄的和高度机密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所掌握的技术非常有限，而且只能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谋取利润。此外，生产某些产品的技术，往往要求特殊的设备和环境。如果设备和环境不完善，即使投入大量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这就是说，生产要素必须具有严格固定的比例，从而等产量曲线会呈现出直角形曲线，而不会成为向原点凸出的平滑曲线。若是如此，在进一步的最优化产量决定的分析中，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曲线就不会存在一个切点，产量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便没有现实的根据。
其次，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也抽象掉了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的作用。早在1911年，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已经提到这一点。他认为[6]，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厂商的技术创新，而企业家正是技术创新的执行者。因此，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本章所介绍的生产理论中，如果企业家发挥作用的话，他的任务仅仅是在各种已知的技术中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一种，根本谈不到技术创新。
（4）关于成本理论，高鸿业先生指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脱离社会形态的影响而论述一般性的成本。这种论述的缺点是脱离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仅仅从技术方面考察厂商的成本。这样，我们就难以从成本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厂商的成本方面的特色。例如在资本主义厂商的成本中，存在着大量远高于社会主义厂商的“纯粹的流通费用”[7]，在本章中则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作为一般性成本的论述，它的有用之处是向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的各种成本范畴，如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等等，考虑这些成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二，本章引入了“机会成本”这一有用概念，而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们往往不会考虑到这一点。“机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任何稀缺资源的使用，不论在实际中是否为之而支付代价，总会形成“机会成本”，即为了这种使用所牺牲掉的其他使用能够带来的益处。因此这一概念拓宽了和深化了对耗费在一定是产活动中的经济资源的成本的理解。第三，还应指出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的形状问题上，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他总是被假定是U形的，也就是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总是被假定存在一个最低点。但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企业实际情况的研究表明，在不少行业中的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非U形。而是大致呈L形。由此可见，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的假定，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事实。
（5）高鸿业先生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调节资本家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商品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因而效率较高、其劳动消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便会得到较多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竞争的优势。而效率较低，其劳动消耗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便会受到惩罚，甚至为竞争所淘汰。马克思把竞争称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推动力”。[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一个决定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引入竞争机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以西方经济学而论，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一直到目前的完全竞争模型，都在强调竞争的有益作用。从西方经济的实践来看，竞争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欧洲经合组织根据多年经验得出结论说：“多年以来，在欧洲经合组织中，竞争被认为是导向经济效率的基本环节。”[9] 一篇总结英国私有化成果的文章写道：“英国的私有化越来越偏向把国有变为私有的转变，而忽视甚至减少了对竞争的促进。我们认为，国有和私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并不能证实这种偏向是对的。这些事实表现了竞争的作用，而使人怀疑在没有竞争条件下的私有化究竟有多大价值。”
总之，竞争是重要和有效的，但绝不像完全竞争模型说的那么神奇。
（6）高鸿业先生指出西方微观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理论有以下两个缺点：第一，西方学者把对垄断的研究限制在纯粹经济领域，闭口不谈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事实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集团凭借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已经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中施加重大的影响。雄厚的经济力量使得它们能控制新闻界、研究机关、社会组织、政治团体、院外集团，并通过这些机构来施加影响。第二，在垄断竞争市场中，西方学者把与垄断的关系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关系的“产品差别”当做垄断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对垄断形成原因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违反事实的。因此，强调“产品差别”导致垄断的说法至少起着误导作用，使得人们对垄断产生的原因形成错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而垄断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又会在政治上造成强烈的影响。这是已经为过去和现在的事实所证实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我们理解垄断问题的关键。
（7）高鸿业先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提出了如下四点质疑：第一，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不能成立。首先是资本衡量问题现在已经是无人问津的悬案，无法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确定资本的收入利息率；第二，西方经济学分配论把投资看做是节欲的结果，事实上，资本家是否投资或投资多少根本与“节欲”或“等待”无关。如果资本家的投资与消费有关的话，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一般投资较多，生活水平也较高，从而进行“节欲”或“等待”越少。第三，收入分配论牵涉到对不同的社会人群或阶级的收入作出评价的问题，即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各种人群的收入是否正当或公平的问题。因此，它含有强烈的时代意识色彩。第四，一个完整的分配论，要说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得意形成的原因。以此而论，马克思主义的分配论要比边际生产率论远为完整，因为前者除了解释不同阶级的收入来源以外，还说明了造成不同阶级收入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形成的。
（8）关于帕累托标准，高鸿业先生提出应该注意下列两点：第一，帕累托最优状态假设每个人所得到的效用是相互独立的，即个人的效用量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例如，一个人在吃窝窝头时，不会因为旁边的人吃红烧肉而感到嘴馋，从而减少他从吃窝窝头得到的效用。否则，从两人都吃窝窝头到一人吃窝窝头、另一人吃红烧肉就不能被认为是帕累托状态的改善，因为吃窝窝头的那个人的效用已经减少了。简言之，帕累托标准要求人们没有“红眼病”。第二，帕累托最优状态可以为任何一种分配比例进行辩护。例如，当两个人分享数量为固定的（如10个）包子时，任何一种分配比例都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包子时固定的，所以不论分配的比例如何，一个人都不能在不减少另一人的包子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包子。
高鸿业先生进而指出，一个人效用增加、另一个人效用减少的事例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而在现实中判断优劣的往往是这种情况。例如，累进的所得税不利于富人而有利于穷人，是否推行这种所得税的征收理应取决于它是否能提高社会福利，而恰恰在这些必须解决问题的场合，帕累托标准不能发生作用。
（9）关于博弈论，高鸿业先生指出，作为一种数学方法，其本身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寡头市场的应用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然而也必须看到，这些成果基本上是在解释的方面，如对寡头行为的解释。但是它对于如何解决寡头寡头的弊端却还没能提出有效的方案和对策，而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高鸿业先生认为，博弈论，与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样，也以自利和理性为基础的，在该基础上推导出的结果却不一定总是符合实际的。因此，迄今为止，博弈论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所取得的真正有效的成果仍然是有限的。
（10）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论证，由于存在着垄断、外部影响、公共物品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破坏了完全竞争，所以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不能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执行微观经济政策来对此加以弥补，以尽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高鸿业先生指出，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次优理论”，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他引证“次优理论”的结论说：“不存在任何先验的方法来对某些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假设条件得以满足而另一些假设条件不能满足的各种事例加以判别。更具体地说：在不能全部满足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满足较多的条件的事例并不必然、也不可能优越于满足较少条件的事例。”据此，高鸿业先生认为，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有效，那也不能证实资本主义会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是国内同类经济学教科书书中流行最广的一种，被称为经典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大学普遍采用。但一般教师在应用高本《西方经济学》时，仅仅讲授其中论述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而不讲授高鸿业先生所进行的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原理的评论，把高鸿业先生对这些原理的评论视若“画蛇添足”。其实这些评论更为重要，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有关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在本质上说明什么，表明一种什么关系。这是必须向学生讲清楚的。否则与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本教科书有什么不同呢？我也在教学中应用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与这些人的做法不同的是，我更重视高鸿业先生的评论，把这些评论详细介绍给学生，而且还对这些评论加以发挥，使之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实际上，这些评论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比较，从这种比较中，来认识两种理论的本质区别和它们作为经济学的共性。我研读和讲授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使我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实践的意义上来把握西方经济学。
2005年，高鸿业先生(右)会见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
高鸿业先生也是翻译西方经济学原著的大家，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他翻译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版），90年代末（1999年），他又翻译了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了不让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误导国内读者，他都在其译著中加上了自己写的“导读”，以引导读者正确认识译著中的有关原理。高鸿业先生对萨缪尔森《经济学》导读的观点，像他在系统批判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观点一样，已在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的有关评论中体现出来了，这里不予赘述。
高鸿业先生在他翻译的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导读中，对凯恩斯的理论做了精到的分析，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佳作。这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导读》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内容和政策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们在阅读凯恩斯的《通论》时，不可不首先阅读一下高鸿业先生的“导读”。这决不是画蛇添足或多此一举。阅读高鸿业先生的“导读”对我们大有裨益。我自己就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迪。可以把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概括为以下几点：
《<就业、利息与通论>导读》，高鸿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从1946年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撰写有关宏观消费函数的论文算起，高鸿业先生致力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研读、教学、翻译和评论长达61年之久。他对该书内容把握之全面，研究之精深，理解之到位，评论之确凿，国内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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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该从凯恩斯《通论》产生的经济背景上来把握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是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产生的重要的经济原因。大萧条需要凯恩斯经济学来对经济危机的现实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开出使经济走出困境的处方。凯恩斯经济学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因而应运而生。
第二，像高鸿业先生指出的，凯恩斯经济学对萨伊定律否定的并不彻底，它只是为萨伊定律加上了一些约束条件，在满足这些条件之下，萨伊定律还是适用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很新颖的。国内一般学者不这样认识，而是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推翻了萨伊定律，是在推翻萨伊定律的基础上阐发了新的经济理论。高鸿业先生的“导读”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上，对萨伊定律从本质上做了分析。从而阐发了新的观点。
第三，高鸿业先生认为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分析，只是从流通领域进行的分析，而没有涉及生产领域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恰恰主要出现在生产领域，这是他的经济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失业和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对一般研读凯恩斯《通论》的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四，高鸿业先生强调，应该不同情况来认识凯恩斯《通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而对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资金不足，设备和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需要大量积累发展生产的资金，它就不适用了。不能认为凯恩斯理论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情况。这种认识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五，正如高鸿业先生指出的，凯恩斯《通论》存在许多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模糊之处，在阅读《通论》时，需要加以鉴别。
高鸿业先生作为我事实上的老师，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做了有力的指导。像做硕士学位论文一样，我的老师宋则行教授也让我向高鸿业先生等去请教。当我把“关于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作为论文选题的想法向高鸿业先生讲出以后，他立即表示赞同，说：“现在，国内西方经济学很热，很多人都热衷于做西方经济学的文章，而忽略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忽略了对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说，研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接着，他对我做了具体的指导，说：“研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首先自己要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吃透，因此，我建议你，要好好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资本论》第1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要注意多布、斯威齐、米克、曼德尔等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还要注意60、70年代在西方暂露头角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德赛、塞克、怀特、内尔、弗利等的理论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要注意萨缪尔森、斯蒂德曼、霍吉森、森岛通夫、斯拉法、罗宾逊夫人、鲍莫尔等的理论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虽然大家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也有个别人如内尔要否定马克思的所谓特殊劳动价值论。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一般都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也有人，例如纽约大学的鲍莫尔却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转形理论’。而且，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其分析的思路也大不相同，有的从斯拉法体系上进行分析，有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还有的从纽曼动态均衡理论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希望你能从不同学派、不同思路上来把握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这样，你的论文就能做得既有理论深度，又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高鸿业先生的一席话无疑给我规划了论文研究的大纲。
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参考高鸿业先生和胡代光、厉以宁、宋承先、魏勋等教授等的意见，就确定为《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论文的基本思路就是高鸿业先生所提出的指导意见。1988年5月24日，论文通过答辩，并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我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论文以《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为书名，作为专著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高鸿业先生的关注，并写了书评发表在《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1期上。
我和高鸿业先生经过长期交往，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感情。我每次去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到高鸿业先生家里去看望他，他也总是希望我抽空去看望他。我们见到后，总是无话不谈。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了他的忧虑：“我真担心那些主张全盘西化人的思想误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啊！所以，我每天都在吟诵岳飞的《满江红》。现在看，前途堪忧啊！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无疑也是对我的教诲。
有一次我陪高鸿业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散步，他问我：“我和宋则行谁身体好？”我回答说：“还是您身体好。比如说走路，宋则行教授两脚总是在地上蹭，而您总是把脚抬得高高的。”他笑笑说：“那样的话，我是比宋则行身体好。”
我的老师宋则行教授在2003年逝世了。而到了2007年，原来还觉得比宋则行教授身体好的高鸿业先生也一病不起了。记得那年4月我从威海参加学术会议顺道到北京去看望他，见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说不出话来了。我顿时两眼涌出了泪水……当年5月他便不幸逝世了，享年86岁，跟我的老师宋则行教授一样（宋则行教授也是86岁上逝世的）。高鸿业先生逝世以后，我写了这样一首诗，表示对他的纪念：
七律 · 纪念高鸿业先生
鸿业远播负盛名，辉映学界腾巨星。
参详西学究底蕴，通晓经典见真功。
惟虑庸人将误国，常诵岳飞满江红。
先生遗训犹在耳，未投门下亦门生。
本文作者杨玉生，沈阳市人，1942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考取我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5年又考取博士研究生，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则行教授指导下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2000年担任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97年起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2005年起担任东北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