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游戏资本主义批判”专题研究之一 | 柳亦博、李晓晗：逃离“乐高世界”：对万物数字化的批判性反思

「柳亦博」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晓晗」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数字化与游戏资本主义批判”专题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以下内容为文章节选，转载请注明来源。

针对数字时代的特征分析“乐高世界”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对当前的万物数字化实质的批判性分析，找到一条避免遭遇技术摆置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

一

“数托邦”的世界图景被数字技术图像化的世界，不再仅作为实在界的虚拟镜像，而是化身为一种对现实的表象模式（mode of appearance）绵延的显现，令人们坠入被刻意篡改过某些要素的“数托邦”中。本应寄生在某种装置（Apparatus）之上的算法，在万物数字化的过程中挣脱了装置的躯壳，以挚友、导师、先知和神祇的叠加态随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基于算法逻辑的最理想的改造，即建构一个“乐高世界”（Lego world）——这是一个在算法控制下社会各个系统精密拼接、内部相互嵌合的世界。在“乐高世界”中，每一块积木都是不可分割、形状尺寸各异的，它们可以组合成某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也可以在必要时拆散重组进新系统内。在“乐高世界”中的人被精准地区别对待（即被精准地歧视），物则被最合理地共享分配，整个世界几乎没有闲置或空余，也不产生难以消解的污染或浪费。“乐高世界”是理想国的现实化，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系统需要的“形状”，每个部分都起着恰当作用，都能够精密嵌合成一个看似相互支撑、秩序井然、高效分工的“积木社会”，针对这个社会的治理是精准、理性且细密的。同时，人们也倾向于成为对乐高系统有用的“积木”，这种价值观念不仅主导着社会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还操纵着人的见识、态度和期望，因此“乐高世界”从根本上排斥自定义的“形状”，也排斥所有意外产生的不期然结果。最终“乐高世界”将成为一个巧妙地被极权主义统治的世界，它拥有精巧的制度设计、清晰的权力结构，人无法推翻算法塑造的秩序，算法只会被更优秀的算法替代，而这一替代过程实质上是技术统治的自我充权。这种数字社会的技术变化，本质上即通过对社会的订置（bestellen）进而摆置（stellen）每一个人。

二

“乐高世界”的具体表征

“乐高世界”具备以下三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社会呈现一种“多向度”的假象。“乐高世界”中的人看似有多向度的自由，但实际上只能在自身“积木系统”内部的不同位置间选择，这是在他们被抛入社会前就“设置”好的。由于“乐高世界”中任何一个领域的运行都以算法对该模块的“专门化（Spezialistik）筹划”为根据，所以这所见的一切其实不过是算法的“设置”，人们被这种预先的“设置”所“摆置”。这种“摆置”带着“引导”的温和面具，通过主动展示一些可能性来遮蔽更多可能性。第二，社会持续加速并孕育出效率崇拜文化。社会加速的主要推动力是竞争，激烈的竞争使社会加速分化出大量名目繁杂的临时性工作，由于工作本身的性质、内容和称呼各异，令那些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即便意识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很难联合起来组织抗争。于是，临时性工作的从业者不成比例地承担了社会加速的代价，他们往往是“乐高世界”中优先被替换掉的那块“积木”。加速不仅包括社会运行的诸领域，也包括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其结果就是传统国家治理的制度结构遭到全面侵蚀，而治理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秩序生产，而是超越了秩序，治理的目的就是生产治权本身。第三，治理系统拱卫一种社会的同质流动。在“乐高世界”中，阶层内部的同质流动制造了社会的平等化和多孔的假象，但同时也遮盖了信息和知识层面越来越大的不平等问题，掩盖了共同体内部流动性对流通性的替代问题。“乐高世界”通过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将人塑造成一种稳定的“形状”，这种对人的形塑过程最大可能地消除了他的超越意愿和跨界流动的可能性，导致每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与同“形状”的个体去竞争。乐高世界对理想社会的摹画，是同质群体在其边界之内生活并且维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流动性，即“积木”只能在其所属的“模块”内部流动，实现一种同质流动。

三

逃离“乐高世界”的可能方式

要避免坠入“乐高世界”，不能简单地从算法设计或者仅从任何技术性的角度寻找方案，而是需要首先对万物数字化进行政治哲学上的反思，追问数字技术摆置世界之本质，从问题的根源处着手解决。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das Entbergen）方式，然而今天的数字技术却招致更强力的遮蔽，因为它试图代替人们处理信息和作出决策。所以，“万物数字化”的本质其实是技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计算性订置”，而技术摆置世界的本质则是技术对那些关键信息的扭曲、遮蔽，以此实现对人和社会的总体性控制。至此，逃离“乐高世界”、让人摆脱成为社会“积木”之命运的方式也就浮现了出来，即让数字技术回归其解蔽的本质。这种回归解蔽本质的要求，首先需要建立起一种用以应对算法“黑箱化”的共同制度原理（common institutional grammar），让人与人造智慧体能够被一种共同的规则所环绕。共同制度原理的建立就是为了让技术使用者明确自身没有凌驾于智能技术之上的免责特权，该原理的首要特点就是时刻让技术的使用者感受到“参与”从而明确自身的责任。正是由于在技术流程的所有关键环节都需人来确认才能继续，且“不行动”本身亦是一种选择，所以所有决策都既是智能系统的行动，也是人的行动，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人也就理应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共同制度原理的价值旨趣始终指向平等，其中的算法伦理和公共道德是一种化用（Aneignung）的相互生产、彼此共鸣的关系。“乐高世界”主张的其实是一种让人的主体性消隐在技术座架中的“大他者政治”，而共同制度原理主张的则是一种“主体政治”，强调尽可能让最大多数的、相互承认对方主体身份的人，以自由自主的状态生活在数字社会中。那么，为了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平等共生的政治主张，就需要在共同制度原理中不断强调“人的全程参与”的重要性，以此凸显人在技术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以此抑制人被技术座架所摆置的可能性。换言之，共同制度原理的确立能够保障人在数字时代公共决策的“关键时刻”总能在场，而不是只在算法失灵或机器决策招致悲剧后果的“创伤时刻”才出场担责。逃离“乐高世界”的根本方式是通过建立共同制度原理以便让数字技术能重新显明其解蔽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技术的遮蔽功能应当完全消除，而是适当保留以创造出些许“空位”。因为，解蔽的“开放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向每个人敞开，这不会导向一种善的世界所需要的自由与平等秩序，保留足够的“空位”才能为创造丰富的向度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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