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

一横 一纵

　　 中国如今的农业结构带有强烈促使农业资本偏向商业而不是产业方向发展的特征，悖论地促使如今中国农业中的“资本”成为非产业性的商业资本。固然，其中也有积极介入生产的商业资本（如为小农户提供某种特殊产品或服务——包括提供肉禽种苗、防疫服务、饲料等），但更多则是不介入农业生产而主要在流通领域活动的商业资本。更有甚者，如今的商业资本之中，主要是旧型的凭借“贱购贵卖”攫取小农户产品的市场收益来营利的榨取性商业资本，而不是带有一定创业性、开拓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和现代化储藏和运输来提升物流效率的新型（美国的沃尔玛公司乃是典型）“贱购贱卖”商业资本。但迄今的研究和国家政策则没有把产业资本、旧型商业资本和新型（物流）商业资本分开来理解，而是含糊地把三者统称为“工商资本”，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0128-2.html ）

同样的观点还直接影响到国家2007年以来推动的“专业合作社”。这是一个以美国为典范的政策。它把农业企业当作中国农业的基本单位，企图通过立法和补贴、优惠来使它们自愿地组织起来追求其市场上的共同利益。国家设计的基本方案是像美国的模式那样，让它们按照销售量和股份量来进行收益的分配。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脱离中国新旧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现实的政策，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空中楼阁策略，因而导致众多有名无实的“虚”“空”和“伪”合作社的兴起。真正为小农服务的合作社则无法融资，几乎都是小规模的、得不到国家重视和补贴的合作社。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在集体化制度下，中国实现了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超前发展，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和成年人识字率水平。这是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与其合作者）在其专著中对中国和印度作比较时所特别突出和论证的成就。（Drèze and Sen， 1995）它远远超过与中国相似的印度同时期的水平，并在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切都被中国自己伴随批判“大跃进”的错误而全盘否定。

吊诡的是，国家虽然基本拒绝了“大跃进”的“越大越好”错误意识，后来的决策者仍然保留了对规模效益的信赖，由此形成了如今的农业政策。实际上，改革前和改革后农业政策的重大失误都在于对规模化的信赖和对小农的漠视，两者几乎同样忽视了农业的真正主体——小农户家庭农场。因此也连带忽视了农村的基本社会单位，即小农村庄社区，更排除了据此来扶持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可能。其实，小农农场才是推动近三十多年来新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而村庄社区则是农村的一个基本实体，但国家近年来的农业政策没有给予两者充分的重视，基本认为其必然伴随“现代化”而被淘汰。

旧农业中主要由国家供销社机构组成的纵向一体化体系，是一个低效和相对昂贵的流通体系，对大豆和玉米生产施加了提升价格的压力。这样，在大规模扩增的新饲养业的需求下，以及中国日益攀升的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打工收益高于农业，新农业收益高于旧农业）下，才会形成如今吊诡的实际：中国劳动力价格虽然仍然低于新大陆的美国和巴西，但其粮食的价格则要高于后者，进而导致大规模进口大豆和玉米。这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作）“粮农贫、粮价贵”的反直觉实际。这样下去，中国农业整体迟早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条能够取代榨取性、低效（高成本）的商业资本和低效的国家行政化供销社体系，为新、旧农业提供纵向一体化的道路？如何能够在大市场的环境中为小农提供其必须的加工和销售服务而又保护其收益？如何激发小农的进一步创新，让其不必依赖旧型榨取性的商业资本和低效的行政体系？恰亚诺夫在其对20世纪初期俄国农业的研究中已经洞察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要凭借组织以农民和其社区为主体的合作社来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和销售服务，协助小农应对大市场。

日本先是进行了土地改革，确立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体系，基本消灭了地主经济，并限定农场规模不可超过45亩，外来资本不可购买农地。而后，把之前从上而下的农政传统的资源大多转让给民主化、由下而上、由农民自主且基于农村社区的农业合作社来接管，并沿着国家行政体系层层上延，直达中央。结果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基于社区的农业合作社为基础，为农民提供信贷服务和规模化（有折扣）的农资购买；更重要的是，沿着行政体系往上延伸，为小农户组织加工与销售服务，最终促使全国性的“农协”成功地成为著名的农产品品牌。并且，其信贷合作组织一直延伸到中央级的全球化大银行（“农林中金”），为农民提供融资渠道，后来还加上理财服务。

那样的合作社借助传统的社区价值观把社区公益化的利益追求确立为现代小农的主要价值观，起到了维持、振兴农村社区的作用。社区组织甚至惯常性地主办社区娱乐活动和游说活动（每年夏天通过开展“米价运动”来争取国家提高粮价），乃至于组织集体外出旅游。这就和中国今天利己的“逐利”价值观遍布农村乃至于全社会，农村社区的凝聚性面临严重危机，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本文和笔者的新著通过中国与美国的对比来说明美国的物流体系模式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美国的农场户均将近2800亩，而中国的则只有20来亩。美国的物流体系主要是由大型的农场和企业化的物流公司组成的，由此而达到“无缝隙”的“供应链”和“无断链”的冷链。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日本和台湾地区那种为小农场服务的保护型（为了平衡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不平等交易关系的）合作社，但之后，它们大多早已被公司化的合作社所取代，后者把农场主仅仅看作和土地、资本、技术投入相似的一个要素，一个为了利润最大化而需要进行最佳配置的生产要素，不再是像之前那样把其认作服务对象。

在中国户均才20来亩的小农经济现实下，像美国那样的企业主导的物流体系根本就没有可能大规模兴起，因为一般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克服与亿万小农户进行交易的极高成本的问题。正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一份（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合作，历时两年多研究的）报告与前不同地指出，更适合中国大陆借鉴的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合作社模式。（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截至2017年10月，尚未见到此报告的中文版）

基于社区的（而不是中国目前的专业的）合作社在新型物流体系的“第一公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参与设计并实施农产品的规范化包装和分级，确立了其进入新型物流体系的基本条件。然后，这个体系经过每个行政层级的合作社上延，完成农产品的包装、加工、冷藏、运输等环节，最后进入政府建立的公益性大型批发市场。后者包括冷藏和电子信息的设备，农产品在此通过公开、透明的拍卖过程进行定价、交易，包括电子信息发布和电子交易，而后进入批发、零售、电子商务等不同渠道而送达消费者的手里。

旧型商业资本攫取了新农业农产品的大部分市场收益。它是一个既不利于小农生产者也不利于城市消费者的体系。

 此外，农民在整个政治经济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日本-台湾地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劳动力，还是中国“新农业”革命的主体，长期以来更是中国文明的基本根源。如果中国大陆真的采纳日本-台湾地区模式的合作社体系，在提高农民收入之外，应该还会起到重新振兴农民社区和其社区公益道德价值观的作用，也有可能会推进更高度的民主参与。那样的话，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将会成为一个比较独特且长期持续的体系。

其物流成本要远高于一般发达国家——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物流费用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比美国的8％要高一倍。在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关系下，小农户多受大商业资本摆布，由其榨取自家产品市场收益的大头。正因为如此，形成了“菜农赔、买菜贵”的吊诡现象。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农产品纵向一体化体系，不仅是个旧式的、低效的体系，也是个损耗高和成本高的体系。这是中国小农户在大市场中所面对的主要困境，是其在农产品物流方面所面对的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成本虽然远低于美国，但其农产品价格多已高过美国，在土地密集的大田农业（粮食、棉花、油菜）方面尤其如此（地多人少的美国的土地价格相对低廉），使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黄宗智：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对2010年—2015年的《农产品冷链发展规划》中，把对未来的主要希望寄予发展“第三方的”大物流企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尤见第3节）目前这些实体在沿海发达地区固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对中国农业整体所可能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是因为小生产者（而不是企业化的单位）仍然是农业主体，与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何况，小农场展示了能够压倒大生产单位的强韧活力和创新力。部分原因是在中国的“半工半耕”社会形态下，它依赖的主要是家庭的较廉价辅助性劳动力。

 国家虽然多年来一直都在试图模仿美国模式，政策上一直都向规模化农业企业（龙头企业、大户、超过100亩的“规模化”“大”“家庭农场”）倾斜，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优惠和奖金，试图通过他们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并提倡尽量促使“资本下乡”。20世纪90年代实施这个基本政策之后，在2004年以来连续不断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重申以及加强这个政策的力度，包括大力推动“土地流转”。

 这里的关键原因是，在大田谷物农业中，小农场的每亩净收益一般仍然要比雇工的（横向一体化）大农场高约一倍。也就是说，规模化的大田农业需要从国家获得约相当于其自身每亩净收益的补贴才具备与小农场竞争的能力。这正是决策者在上海市松江区调查的实际经验（虽然被有关领导人建构为证明了其对规模效益的信赖），上海市政府因此才会为所谓的（大）“家庭农场”提供大约相当于其本身净收益的补贴和额外奖励

 在如此的局面下，中国大陆的批发市场不可能具备发达国家的条件。以其物流体系的“第一公里”为例：在发达国家中，规范化的包装、分级和信息搜集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中，通过信息技术而做到产品的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是进入新型物流体系的前提条件：譬如，肉产品要具备“繁殖-饲养-屠宰-加工-冷冻-配送-零售”全流程各个环节的可追溯性，确保其屠宰、加工和运输环节等冷链达标，方能确保其进入大批发市场的条件及其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和肉食品的安全。在中国大陆目前的物流体系下，如此的产地包装和分级非常有限，绝大部分批发市场的交易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因此，农民参与率较低。我们即便纳入所有的所谓“合作社”（官方数据是涵盖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农户），包括“虚”“伪”和“失败”的合作社在内，真正的合作社的覆盖率充其量也才是其在册数量的约20％，也就是说，只占所有农户中的6％—7％。

所有这些问题与困惑之所以产生，根源还是在于我们未能正确处理中国问题研究与西方理论、西方经验的关系，未能正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现西方理论基准和西方经验为分析中国设置了清晰的概念、便利的技术指引而沉浸于比较研究的欣喜之中，而意识不到这些理论基准和经验所暗含的各类“陷阱”和“误导”。黄宗智（2007：1）在著作开篇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问题：“面对众多的现代科学和历史理论，中国历史的实际意味着什么？西方的一些主要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实际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反过来说，带有什么样的误导？中国历史实际需要什么样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理解？”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现代学者无法绕开，必须严肃面对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g3MTYyMA==&mid=2660530248&idx=1&sn=fdefc0eb1df99f062d6856714df3bde3&chksm=849fcc63b3e8457541eff152f4999e92bd9613970a83d3f6a366a4d30970f3a17a4bf85f77e1&scene=27

正因为其农场规模较大，美国才有可能形成由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公司所组成的物流体系，做到一个紧密连接的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和销售链，从包装、加工、储藏、运输到销售和配送。在生鲜产品领域，它能够做到快速、高效、全程无断链的“冷链”等。当然，这一切与其高度发达的交通和信息体系直接相关。与此相比，中国则由于任何企业都很难把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户整合成一个纵向一体化的物流体系，除了较少的例外之外，一直没有能够形成美国那样 （黄宗智：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8041.html ）

 但日本和台湾地区已经做到了。它们的物流体系是由两个基本制度性条件组成的：一是基于社区而层层上延的农业合作社（日本称作“农协”），乃是从生产者到批发市场的规模化纵向一体化的关键，由它们来进行初步的规范化加工、定级和包装，然后沿着不同行政层级的合作社层层上延而进入批发市场，包括高效、快速、可靠的储藏、冷冻、运输等条件。二是由政府当作公益性服务而投资、设置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冷藏和电子信息化等服务，由此具备一体化的新型物流条件。当然，高度发达的交通条件，特别是公路和铁路，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条件。

更有趣味的是，随着上述研究主线的不断伸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不断呈现的“悖论式事实”，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黄宗智，1986，1992，2014b）。亚当·斯密认为，自由贸易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效率。英国的工业革命的经验确实表明，市场化的进程促进了手工业生产从农业脱离出来以及专业化市镇的兴起。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也导致了粮食区和棉花区的分工生产体系，但在家庭生产层面，我们看到的却是“兼业化生产”，种植业、经济作物与手工业日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与此相伴随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兴起；国内上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隐含地假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合适条件下中国将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土地市场的交易一直非常活跃，家庭式小农场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华北以雇佣劳动为主的经营式大农场不超过10%，参见黄宗智，1986），即使局部地区的家庭农场出现了雇佣劳动（其实主要是短工），经典理论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并未出现。家庭经营代理人成本低（基本不耗费监督成本），同时利用机会成本为零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成功战胜了雇佣劳动的大农场。舒尔茨认为，传统小农是理性的经济人，对外部市场信号的反应是灵敏的，在给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对农业资源的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在农村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Schultz，1964）。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小农经济是一种低水平但有效率的均衡，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新技术（如现代性投入）和放松资源约束。中国在当今存在的大量“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一部分农民在农村“半工半农”，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隐蔽”在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正规部门”，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无法预测的结果（Lewis，1954），而“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引发了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问题。

黄宗智的研究深刻地表明，人口和土地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的底层决定因素，小农经济、城市与乡村、国家治理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密码均来自中国特殊的人地关系。最为奇妙的是，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逻辑贯穿数百年，一直绵延到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和经济转型期，每个历史时期表现形态各异（“过密型商品经济”，农业、副业、手工业一体的“生产家庭化”，妇女广泛参与劳动，“非正规工人”与“非正规部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引申的结论就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乃至于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去过密化”。

“非正规工人”和“非正规经济”的概念超越了传统上所划分的工农差异、城乡差异、白领-蓝领差异、资本家-工人差异，而是两大社会群体的收入和阶层差距。只有从这个视角看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农民工”的深刻内涵：看似工人，其实是农民；看似农民，其实又是工人；农民的身份支持了工人的职业，工人的职业又支持了农民及家庭的生计，两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他们完全构成了“另外一个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真正具有特色的现象与问题。目前主要在“二元经济”理论架构下思考问题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基本忽略了“非正式部门”和“非正式工人”的存在，他们如“隐性人”一样，国家出台的绝大部分政策也覆盖不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缺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充满各种弊端（尤其在微观层面），但经济规划的架构与方法（如经济发展指标的编制与实施）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改良，最终演变成指导性的经济社会规划，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产业政策体系。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也把各级政府改造成围绕经济发展目标运行的强大组织，塑造了层层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基层政府深入乡村和街道既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也便于政策执行和资源汲取。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分权也为中国塑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制，为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地方分权奠定了基础（Qian and Xu，1993；白惠天、周黎安，2018）。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变成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各级地方官员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锦标赛竞争，前三十年塑造和培育的政府组织动员和政策执行的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级政府也最大限度地聚焦于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公司化”运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借助于“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中央的资源再分配能力显著加强，对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减少地区差异，建立全国性的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功不可没。

　为了回答第三个问题，即成功工业化对于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的共同依赖，我首先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罗德里克（Rodrick，2013）、麦克米兰等（McMillan，Rodrick and Verduzco-Gallo，2014）基于实证证据提炼了如下两个基本观察：第一，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结构性转变——从传统、低生产率活动向现代、高生产率活动转变的过程，这两者在地理布局、组织和技术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别；第二，从历史看，工业化和制造业出口一直是快速、持续经济增长最可靠的阶梯。一国维持较高的制造业比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收入低或增长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比重通常比较低。与后一个观察相一致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地区），如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欧、美国，二战后的南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非洲、拉美、东南亚则是制造业的失败者或相对失败者，英国的长期衰落也是源于制造业的衰落（Weiss and Hobson，1995）。

　为什么制造业的发展还必须与出口导向和参与国际化分工联系起来呢？相比传统农业和大多数服务业（餐饮、贸易、房地产），制造技术具有广泛的外溢性，跨地区可传递和学习；制造品是可贸易品（tradeable goods），面向全国乃至于世界市场，且面临市场竞争，这与不可贸易的（non-tradeable）传统服务业相区别。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战略一方面可以发挥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赚取外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治家（官僚）和出口企业提供重要的信息反馈，以便更进一步有效合作（如调整产业政策、提供信贷支持和出口补贴），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业出口启动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也迫使政治家（官僚）以出口绩效和产业升级作为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参与国家（地区）间的政治竞争（周黎安，2018：33-37）。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舰炮威胁之下卷入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崎岖艰难的过程。晚清、民国时期的市场化、全球化、西方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引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然而，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尚不具备经济起飞的基础，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传统农业和乡村的“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经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与乡村的普遍贫困并存。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的改造与提升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计划体制本身的局限，这一切努力未能“修成正果”，农村依旧是“过密型增长”和普遍的贫困。唯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具备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初步的工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塑造了“官场＋市场”的双重竞争机制，聚焦于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实质性飞跃。

聚落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乡
村人口以年均1000多万的规模涌人城镇[58]
，但是乡
村人口减少并未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相挂钩，
“两栖”占地现象普遍[59]
。多数农村地区缺乏合理
规划，宅基地管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一户多
宅”现象非常突出[60] ，引发了乡村聚落空心化问
题。近年来，中国学者在乡村聚落空心化的研究方
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刘彦随等运用乡村地理
学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乡村聚
落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
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
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的基础上，提炼
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
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 整
合”等基础理论；结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和聚落演
进的影响要素分析，提出中国农村空心化调控的重
点与研究主题[61

数字 对观念的扭曲 对价值的重置定义

云计算实际上学习了中国，把主要资源集中，从底层划拨，根据需求快速调整

佳格天地

https://xiashou.gagogroup.cn/system/forecast

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要做农业呢？农业只是跳板，智慧城市、金融才是“大牛市”。

当地政府、县域龙头企业、阿里巴巴三方合作共建数字乡村标杆县，阿里云“未来果园”、菜鸟智能产地仓、阿里平台全渠道销售等在灵山逐一落地。

方向：

疫情以后，各地蔬菜市场的份额变化及供应链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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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算力 — 芯片 — 电力 — 能源 — 技术的爆发 — 代码的bug

虚拟货币 元宇宙等 成为没有监管（消除了区域，国家，货币兑换机制，），

数字化通过网络跳过了国家的疆界 实现更加高效的金融控制和掠夺（）

https://hyh.cosmoplat.com/user/#/home

海尔的物联网平台

求解器

杉数求解器COPT(Cardinal Optimizer)

杉数求解器COPT（Cardinal Optimizer）是杉数自主研发的针对大规模优化问题的高效数学规划求解器套件，也是支撑杉数端到端供应链平台的核心组件，是目前同时具备大规模混合整数规划、线性规划（单纯形法和内点法）、半定规划、（混合整数）二阶锥规划以及（混合整数）凸二次规划和（混合整数）凸二次约束规划问题求解能力的综合性能数学规划求解器，为企业应对高性能求解的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

求解器是用来求解数学规划问题的软件，广泛应用于云计算、金融、交通、制造、能源等领域，在大学生熟悉的数学建模大赛中，许多赛题都需要借助于求解器来对自己所建立的复杂模型进行验证。

对于求解器本身，其技术壁垒高、研发难度大，长期以来，高性能商用求解器的核心技术始终是由欧美企业主导的。在数学建模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需要解决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在电力系统中，最优潮流的计算也需要求解器的帮助。目前最主流的方法就是Matlab+Yalmip+Cplex，也就是说需要在matlab中通过安装这两个工具箱，并对需要解决的数学问题进行建模，再调用这两个工具箱进行求解。

目前，Climate Field View 已经成为拜耳集团在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领域
的关键承载。一方面，全方位、多角度、长时期作物种植数据的有效搜集，能
够有效推动拜耳集团在育种、农药研发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同时，种业、农药
与数字化种植方案的融合打造了更加体系化的产品生态，实现了相互之间的增
益。另一方面，在农作物数据和环境信息的综合推动下，要素投入能够实现最
大化利用与计量核算。拜耳集团认为，在 Climate Field View 的支持下，他们
可以更为有效的量化计量农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碳足迹，并实现动态、精准的
实现种植策略的调整。拜耳集团承诺到 2030 年在 Climate Field View 运营的
地区将减少 3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1。
实际上，The Climate Corporation 已经利用了超过 1400 万英亩大田作物的
多年期数据训练了高级作物生长模型，并通过生长模型与气候预测模型的匹
配，提供了系统性的智能种植服务。综合而言，Climate Field View 智慧种植方
案能够对农资化肥进行更有效的利用，并提升 4-6 蒲式耳/英亩（约 20 公斤/
亩）的产量。这种长期积累的优势，后继者很难对其进行追赶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