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

在社会的近代转型中，最大的变迁无过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造成的社会破坏性也是史无前例的。尽管每个社会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进程，但是彼此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越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过程越漫长，受到传统性的抵御更大，反过来也保存下前身更多的组织力。以圈地运动为例，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用王权来延缓经济发展过程，减轻转型过程中个体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将这个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

波兰尼特别提出了古典经济学中所谓“工资铁律”的谬论，这一理论宣称实物工资在长期总是倾向于被压低到维持工人最低生活所需的水平线上，因为“饥饿”被认为是驱动劳动者工作的最佳动力。波兰尼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这一理论背景形成于十八九世纪英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成形的特殊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巨大的繁荣和巨大的贫困并存的现实，因此接受了“自然法则”的解释，承认尽管失业、低工资和饥饿是无可避免的缺陷，但为了社会整体繁荣，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工资铁律”有一个外部前提，只有在穷人无力反抗富人的前提下，饥饿的力量才会让穷人不得不接受游戏规则，投身于低薪工作。而要使穷人失去反抗力，外部环境设置了两个装置，一是制止民间结社，让大众没有集结起来共同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另一是宣传个体责任论，也保留少量的上升渠道，让大众相信通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个别人的命运（尽管不可能改变整体的命运），即使不能改变，错也是在个体，因此人们会认命，不会怪罪于系统。这种认知越是巩固，整个游戏可以按照规则运作就顺畅。这其实是一种人为造成的因果循环，但身居其中的人却只能将其认知为“自然法则”，殊不知正是这一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体系的存在。（印度低种姓？）

《斯品汉姆兰》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区分穷人（the poor）和赤贫者（the pauper），前者指有家庭甚至少量生产资料的农民，也包括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贫民，后者指没有家庭，好吃懒做、到处游荡的贫民，或者说，无法区分一直有困难的人（needy people）和暂时有困难的人（people happened to be in 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