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资本主义研究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本文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主体历史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本文的结论:产权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经济行为,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具有了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主要内在原因和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

全文字数 | 约19320字

一、预算软约束研究文献的简要回顾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创造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国有企业的现象。科尔奈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家长式”作风和以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鼓励了经济冒险和投机,并且冒险得到的好处自己享有,而冒险带来的损失却自己不必承担。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比如,科尔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计划经济的“父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温情主义”会形成预算软约束;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庞伟尔等从分散银行信贷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强化预算约束;马斯金、白重恩、李稻葵和王一江等讨论了资本所有权集中下的软约束;钟伟、宛圆源从软预算约束导致信贷扭曲膨胀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这些分析都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二种是从内生或外生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斯卡法、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等从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动因上展开分析,把软预算约束看作特定体制内生的现象,在跨期分布的投资中存在一种不可逆投资情况下的动态承诺问题,硬化约束的关键是通过机制设计使事前的承诺真实可信。崔之元认为,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他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法等三个层面的理论与经验的考察指出,现代社会的关键性组织普遍都存在软约束特征,认为“软预算约束”悖论是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提出“看不见的手”范式遇到了根本的挑战。林毅夫等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角度对企业软预算约束展开分析;阿吉翁、布朗夏尔和伯吉斯、鲍依科、施莱弗和维什尼等把预算软约束等同于政府补贴,认为硬化预算约束就是消减补贴的问题。第三种是从集权或分权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钱颖一和罗兰从财政分权和集权的角度对转型经济下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展开分析;希格尔从行业垄断程度高低对预算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打破行业垄断有利于硬化预算约束。

当然,三种角度之间经常有交叉,好的分析往往是综合性分析。比如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对软预算约束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文献综述,把软预算约束的动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即对失业的担心、出于对政治安定的考虑、支持体自身的最佳经济利益、温情主义,以及官僚统治模式下领导为了自己的声誉、出于避免经济溢出效应引发连锁的破产反应导致“大得以至于不能破产”。此外,还有大量实证文献综合研究银行领域和国别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如米切尔对银行领域的研究。许成钢认为,没有监管的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变成了一种软预算约束的革新工具,把所有金融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使软预算约束放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导致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完全超出了以往定义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指出,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这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由于过去20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加明显。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扩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目前,国内外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预算软约束的文献还没有发现。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国际化。因此,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并说明这种变化导致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二、市场经济与软约束的历史演进

在经济史上,随着分工与所有制的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动态调整,形成了预算软约束不断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自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来,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四个发展阶段。私有制的形式从个人私有制、家族私有制、合伙私有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等众多形态。相应的,资本的形态和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的变化,从私人资本发展到形式上的联合资本、社会资本、国家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企业组织从个人或家族业主制、合伙业主制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私人垄断组织、机构投资者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国家垄断组织、国际垄断组织。与所有制、资本形态和企业组织相对应,预算软约束也出现了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形式。

(一)私人企业与硬约束

在1855年以前的西方,没有特权的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家都承担“无限责任”。作为个人/家族企业、私人合伙股份制企业,股东在资不抵债时必须以自己的所有个人资产或收入偿还债务,直到还清为止。在这种制度下,私人的企业和银行不能绑架政府,政府没有援助企业和银行的经济责任。这种制度对私人企业来说是完全的硬约束,因此激励股东必须执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否则难以生存。对于企业和银行管理者来说,如果经营失误导致巨大损失或破产倒闭,其自身的财产、道德声誉和职业生涯都会遭受巨大打击。这对企业家和银行家来说也是硬约束。

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无限责任私有制,并且反对股份公司等有限责任形式的所有制。斯密说:“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合伙人那样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斯密反对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认为公司只要是有限责任,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所有者如果不承担全面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或者企业投资失败,它可以把企业的债务全都转嫁出去,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损失。斯密还在《国富论》下册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说明了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效率的部分事实。斯密的逻辑很清楚,资本家不能是有限责任。

(二)有限责任公司与软约束

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超越了斯密理论的逻辑,所有制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沿着斯密所指的道路演进。历史的演进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呈现社会化的特征。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从单人业主所有制向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演进。这说明斯密关于公司效率逻辑的“正确性”不能左右历史前进的方向,这背后一定有比逻辑更重要的东西。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最早提出,把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普遍原则法律化。他认为,应该放宽亚当·斯密无限责任的要求,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没钱,所以你要让他冒险、创业,如果是无限责任就很难实现。穆勒为了让普通的人能去创业,去发展合作经济,提出了让有限责任合法化。这种让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的思想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1855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对股份公司的股东责任进行限定的《有限责任法》;1856年,英国修订了《股份公司法》,确定企业家和银行家承担有限责任,由此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法律基础,确立了公司制的基本框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破产公司的债权人不能追索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的个人资产。这种保护股东和经理人私人财产的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激励了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是公众投资股票的持续升温,导致公司所有权日益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日益分离;另一方面由技术创新推动的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到来,导致企业规模极度扩张,公司管理日益复杂化和技术化,那些缺乏时间、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所有者和银行家逐渐退出企业管理活动,而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经理阶层逐渐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1923年,斯隆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世界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诞生。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促使发达国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金融机构在非金融公司持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发达国家也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在银行资本为主导的时代,这些经济的、组织的、制度的变化使得“经理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得十分普遍。根据伯利与米恩斯、拉纳、赫尔曼的实证研究,美国前200家非金融公司控制权结构中,经理控制的比例分别达到1929年44%、1963年84.5%、1975年81%。这标志着被钱德勒称为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与此同时,有限责任导致的软约束问题也与时俱进地发展,按照股份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种形态,即完全所有权控制、多数持股控制、利用法律手段控制、少数持股控制和经营者控制下的五种软约束形态。

在理论上,沿着亚当·斯密的认识,伯利与米恩斯认为,与绝对私有制企业相比,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削弱了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使股票所有者没有能力去约束职业管理者。由于管理的权益不需要而且通常总是无法与所有者的权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公司资源不会完全用于寻求股东利润上。詹森和麦克林以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为基础,认为职业经理人利用委托代理上的信息和资源控制优势为自己谋私利、转嫁成本、损害公司利益成为必然,如果委托人想通过预算约束、补偿措施和操作规则等约束代理人往往成本高昂,在互动博弈中效果有限。与上述认识相反,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企业中,市场监督约束(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并购市场)会对经理形成有效约束。德姆塞茨和莱恩也认为,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变化始终以价值最大化相一致的方式进行。他通过对美国511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变化的经验性研究后认为,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与所有者放松控制有关。德姆塞茨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过程的内在结果,这一过程本身更值得研究,而不能仅仅把它归于投机取巧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所有权的最佳结构问题,会使伯利和米恩斯的担心变得毫无意义。不过,阿克洛夫和罗默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证明了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这就是所谓的“为获利而破产”。郎咸平关于股份公司中“金字塔控股结构”频频出现的关联交易所造成的大股东对广大中小股东的剥夺理论,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做了最好的经验实证分析。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企业组织形式中,不仅公司本身是有限责任,而且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也是有限责任,这就形成了母公司可以利用金字塔控股结构来掠夺子公司,而子公司破产以后母公司并不需要负责,母公司负担的是有限责任。这种情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已经有精辟的论述。

总之,按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利逻辑,有限责任公司至少存在四层软约束问题:一是管理层一定会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运作,为自己制定高薪、享用奢侈的办公条件、投资对自己有利的低效率项目等,不会对公司利益最大化真正负责,形成“我走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局面;二是大股东利用控股优势侵占小股东利益,形成所有者掠夺问题三是受股东委托的董事会往往是由公司内部管理者和经理推荐的外部董事构成,他们迫于经理的权威,常常被经理俘获,形成内部人控制四是外部审计和评级机构的费用都是由公司支付,因此,它们不得不看公司领导的脸色行事。这说明软约束是现代有限责任企业的内在特征,也说明人性都是一样的,失去有效约束的权力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都会形成独裁、腐败、侵占和掠夺。

在实践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层薪酬体制改革从以现金为基础向以股权期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以股权期权为基础的薪酬改革存在的问题是:高管有强烈的财务动机去操纵收入,以使行使期权获得的收入最大化。例如:2001年,为支撑股价而进行复杂会计操作构成欺诈的美国安然公司丑闻;2002年,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因财务作假破产,美国施乐公司虚报64亿美元收入被揭露;2003年,欧洲帕玛拉特公司50亿美元财务黑洞被曝光;2004年,日本西武铁道公司被取消上市资格;2006年,戴尔公司虚报财务数据事件曝光;这样的商业欺诈典型案例还可以列举出无数。这些“声誉卓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公司造假丑闻说明,现有制约管理层的机制,如市场约束、外部审计和独立董事,都存在失灵和缺陷,不足以形成硬约束。有限责任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的治理失灵与缺陷,成为扩大和加剧金融经济危机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原因。为此,2002年美国国会针对上述问题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试图通过加强管理层责任的法律改革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约束无法硬化。

(三)银行与软约束

现代性质的商业银行是随着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而的建立的。在英国,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私人股份制银行。英法战争期间(1689–1763年),政府为了给战争筹款,不得不发行大量的债券。为了保障战争筹款的持续性,政府主动推动了伦敦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务市场)的发展,这改变了政府在银行系统中的作用。期间,英格兰银行成立时的120万英镑股本就全部贷给了政府,使它成为根据国王特准法唯一一个由英国议会批准设立的银行,具有准中央银行的功能。因此,为政府筹资、接受政府存款和向政府提供贷款是该行成立之初的最主要业务。这种特殊业务也为英格兰银行赢得许多私人银行不具有的商业特权。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利。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每隔10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857年和1866年的金融危机,对英国经济冲击很大。1866年5月的金融危机以大银行的破产开始,接着大批在金融上进行欺诈活动的公司也相继倒闭,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银行破产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加强银行管理。1872年,以政府为后盾,英格兰银行开始对其他银行承担起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即“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在美国,1861年开始的内战筹资需求也极大地改变了联邦政府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1873年9月、1884年6月、1893年7月、1907年10月接连不断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1907年的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使美国于1914年建立起一个由联邦储备理事会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及数千家会员银行组成的中央银行体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但这个松散的私有组织并没有能力阻止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29年10月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导致了银行大量破产倒闭。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为了缓解濒临绝境的银行的困难,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加强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权利,引入了储蓄保险——存款保险制度,并开始了商业性和投资性银行的分业经营,防止银行将储户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英国和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发展模式的历史过程,反映了银行在经济与政治的互联互动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也说明私有中央银行的产生本身既是政府功能的延伸,也是为了控制银行危机的结果。这也揭示了在有限责任制度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下,中央银行业天生的外部性特征和预算约束无法硬化的客观基础。

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只有把流动性资产的存款转换成能够盈利较高的非流动性资产贷款,商业银行才可能支付储户的利息。由于商业银行的这一本质特征,在任何时候,银行都没有足够的钱应付随时随地可能上门取款的储户。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储户都决定在同一时间取回存款的话,银行就会没有足够的钱应付局面,就会发生挤兑。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所有银行,就形成金融危机。由于自由市场的私人自发力量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所以政府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承担起最后还款人的角色。而作为银行的最后存款保险人,政府不得不介入对私人银行的监督和管理。

在理论上,金融的本质在于花明天(未来)的钱为今天创造价值,或者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和别人创造更多的钱。如果投资失败,没有创造足够多的价值,金融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就会中断,就会出现现金流动性不足或者资不抵债,无法应付投资者收回投资的情势,严重的就形成局部危机甚至全局危机。经济金融化以后,往往会形成全局危机。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指出,银行天生需要政府为其兜底,否则无法正常运转。他们认为,银行提供期限转换机制——借短贷长,这种独特的经营使得银行可能处于“挤提式”的平衡之中。霍尔姆斯特伦和梯若尔研究了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后银行的道德风险防范和政府如何介入并防止引发金融危机。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研究市场价值下跌会产生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机制,导致流动性枯竭,贷款方抵押物价值大跌,使银行出现流动性突然萎缩问题;由于金融机构的互联性,会蔓延到到整个金融部门;由于金融部门对绝大多数生产都至关重要,最终波及整个实体经济。福斯特和吉纳普洛斯研究了银行杠杆率在繁荣和衰退的商业周期所产生的放大效应,在资产价值下跌的周期,会对整体经济产生破坏性冲击。德瓦特里庞和梯若尔研究了政府对银行进行审慎监管防止道德风险的关键是要求银行有足够的自由资本,债务占资产的比例不能过高,即对银行杠杆率应有所限制,以防止银行承担过多风险。这些银行与政府、银行与经济互联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表明,银行的软约束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来约束成为关键。

一般来说,银行的经济功能在于使储蓄需求与投资需求相互匹配,从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需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本质是代人理财,这一点对于亚当·斯密的批评来说仍然适用。由于委托代理的内在缺陷,银行在资金融通过程中经常出现错配,从而导致金融危机不断产生。特别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于依靠政府救助渡过难关。因为银行资本循环与周转的中断是所有金融游戏的共同特征“借新钱还旧钱”、“拆东墙补西墙”决定的,这与“庞奇骗局”和“麦道夫骗局”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非法的,另一个是法律支持的。特别是美联储的历史恰恰就是最好的佐证。

由私人大银行资本股东建立的美联储自1914年开始运作以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将危机转嫁到未来的方式“拯救美国经济”。不管是沃尔克、格林斯潘,还是伯南克,作为金融资本家集体的代言人,不得不把危机转嫁到未来,转嫁给大众,转嫁给其他国家。美联储作为金融利益集团最高代表,其软约束的根源在于代人消灾,防止银行危机集体爆发。因为美联储的所有者是商业银行,银行家创立它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获利,或者在银行经营遭受损失后它能够提供救助,作为永久的最后依靠。因此,不管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还是2007–2010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措施都是:(1)降息、降息、再降息,直到实际利率为零甚至负利率,从而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实际上零利率相当于白送钱给银行;(2)向银行直接注资,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升息不仅使需要资金的投资者在困境面前无法承受,更主要的是,升息使金融体系赖以输血的高资产价格(如高股价、高房价)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这会使银行资产面临巨大损失成为现实。因此,美联储在历史上对投机行为都“无为而治”,甚至推波助澜,让经济泡沫一次次形成,然后看着它破灭,最后不得不输血救助,用大众的钱为银行家们的投机损失买单。这个游戏循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玩越大,花样越来越多,每次挽救危机的措施都成为下一次更严重危机的导火线。这就是软约束的硬结果——摆脱一种危机形式就马上陷入另一种危机形式。出现这种整体局面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金融垄断资本的食利性和投机性本质决定,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甚至军事手段到处寻找投机性收益;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经济体系对穷人的系统性剥削,使社会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社会经济循环无法良性继续运转。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和美国开始倡导放松对商业银行和信贷的监管运动,到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2000年)房地产泡沫兴起,放松银行业监管达到高潮。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控制或拥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也可以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提供包括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这导致金融业的互联性达到空前的程度和整个行业从事高风险活动的盛行。与此同时,美国决定不将新型金融工具特别是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纳入监管范围,甚至没有把信用违约掉期的买卖移入交易所。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这些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放任了金融(蒸汽)泡沫的蓄积,它逐渐把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吹上了天。21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继续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低利率与高利润的驱使下,由于对经济繁荣的乐观态度,金融机构逐渐放松了贷款条件,不仅给高风险、高回报、回收周期长的企业贷款,而且自身也采取高负债比率的策略,即高杠杆率,把收益建立在假想的资产价格永久上涨的基础之上。因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绝大部分成为明斯基企业分类中的投机类借款企业和庞奇类借款企业。尤其是,金融行业过高的薪酬激励机制大大增加了管理层甘冒风险的概率,使得金融机构对杠杆作用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21世纪头十年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资产负债比率)可达25∶1,非银行贷款人的杠杆率达到了1∶30的创纪录高度。如雷曼、高盛等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用10亿美元股东权益支持300亿美元资产变成十分平常的事。2008年雷曼倒闭之前,其负债率高达32∶1。贝尔斯登的杠杆率曾经达到33∶1。而谁承担高杠杆背后的风险,金融机构完全可以不考虑,因为通过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风险被卖出了,已经社会化了。这样就形成一家金融机构威胁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在20世纪的自我强化中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导演(因为现代商业周期依赖信贷维持),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不断膨胀,不断创新业务。在生存竞争压力下,大多数金融机构都采取了从众行为和投机性经营,使社会经济活动金融化,同时也成为历次经济泡沫的合伙制造者。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莫顿斯和科尔斯等1994年创立的一家杠杆率很高的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金融市场炒作,主要经营复杂衍生品,属于明斯基企业分类中投机性企业)经营失败,威胁到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美联储先发制人地采取了降息措施,这又催生了“科技泡沫”。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美联储继续采取降息、维持低利率、提供巨量流动性资金,这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金融泡沫破灭,导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美联储还是继续采取降息、维持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供巨量流动性资金。这正在催生所谓的“低碳经济泡沫”、美元泡沫、人民币预期升值泡沫等。

这段历史反映了金融自由化主导的美英市场模式在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中面对危机,形成了“降息+高杠杆率+金融工具创新–天量游资、信贷热潮–资产价格高涨–市场泡沫–继续降息、提供海量流动性”的金融投机循环。这正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史纲》中认为的,“经济危机是由投机引出的”。韦伯认为,由于有了证券,投机就此出现并变得更加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投机引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成为它早期发展的标志。第一次危机以及以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其基础就是投机的可能性和外界利益集团参与大企业的经营活动。过度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本身比商品消费的需求增长要快得多,于是就发生了崩溃。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越是证券化,投机就越成为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四)非银行金融机构与软约束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适应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20年的发展黄金期,随着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以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低利率政策、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养老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西方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与投资从储蓄为主转向证券基金为主,为个人和家庭专门理财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以中介的身份代替个人和家庭成为支配性的股东主体。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模式与结构出现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即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制企业的真正最大所有者,取得支配地位。这是指养老基金、失业基金、互助基金、共同基金和年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财富比重越来越大,个人财产越来越多地由这些中介机构来管理,而不是直接持有有形资产。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其中保险公司所占的份额接近17万亿美元,养老基金占12.8万亿美元,共同基金占16.2万亿美元;特别是美国在机构投资者资产中所占份额高达21.8万亿美元,英国占4万亿美元;而且美国和英国机构投资总资产从1995年到2005年间翻了一番。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些统计资料还表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呈现出上述特征。如新加坡中央基金和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已经分别占到其GDP的50%和40%,智利的7家养老保险管理基金的总和资产也超过了该国GDP的40%。这种趋势说明,金融中介机构正在成为操纵国家经济运转的支柱性力量,所有制结构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现代股份公司权力已经从个人投资者向机构投资者转移。个人投资者对他所持有股票(直接或间接地)的公司的权力都越来越小。金融中介机构持有的公司资产净值的比重提高表示在个人(广义上讲,是此类资产的最终所有人)与管理他们资产的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决策权力方面。在理论上,从信息透明的角度看,金融企业一般分类两类:一类是不透明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另一类是半透明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单位信托。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或半透明、不对称,外部包括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对这些机构投资者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管。因为没有相关监管手段,像投资银行雷曼管理层选择编造数字、撒谎、操纵自营业务这样的事就成为金融行业的普遍现象。由于信息不透明,所谓的经理人市场(因为人数有限,只能是个小圈子)和声誉机制(职业操守、道德约束)都不可避免地失灵,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约束自然也无法硬起来。2008年金融危机说明,公司治理所有层面的监督都失灵了,未来的公司治理如何改革,成为21世纪经济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五)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软约束完全社会化

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信息商品,它与普通商品的区别在于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交易的是“信用资产”和“变量资产”的预期价格信息,追求的是“风险效益”,因此,也被称为虚拟产品。投机性是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属性。根据爱泼斯坦的观点,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国内外范围的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机构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克瑞普纳认为,金融化反映了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改变,即利润的产生日益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反监管运动和科技革命给金融领域带来了两个新变化: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尤其是通过资产证券化、信贷违约保险等)将自己的信用风险转售给第三方投资者;二是采用基于计算机的复杂系统来衡量信用风险,从事即时全球交易。可以说,在金融自由化潮流的推动下,经济金融化、保险化、自由化、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这标志着发达国家经济代理制度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金融机构全面向所有企业渗透,通过贷款控制、股权控制、人事控制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整个经济的控制,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和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联合,使金融在整个经济中甚至处于霸权地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就控制了大部分工商业活动。根据美国众议院银行和通货委员会前主席赖特•帕特曼的报告,1967年美国全部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总额略多于1万亿美元,其中6070亿美元(近60%)为商业银行所控制。据最大的49家商业银行的报告,它们在5720家大公司持有5%及以上的股票(意味着是控股股东),平均每家银行与108家公司有持股关系。从金融资产的规模看,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统计,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达167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6年的346%,其中美国增加到418%,新兴市场从1990年的85%上升到2006的216%。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直接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在欧元区国家这一比例1995年为180%,2005年则上升到303%;同期内,英国这一比例从278%上升至359%,美国从303%上升至405%。从利润角度看,据美国学者统计,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则为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行业“创造”了美国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40年前,即20世纪60年代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所有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的2%。从产业结构变化看,目前,在美国金融业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8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均来源于以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

其次,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交易空前膨胀、金融投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在金融基本业务层面,货币工具流动市场的发展,使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银行和储蓄所的替代机构可以吸纳储蓄;国家抵押市场的产生,使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能够替代储蓄机构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各种筹资市场的建立,催生了一些新的金融代理机构,如投资银行、抵押经纪人等;金融自由化催生的债务(资产)证券化、信贷违约(掉期)保险、衍生品交易保证金制度等创新,使金融交易空前膨胀,加上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采用直接金融取代中介金融,使世界市场充斥天量游资。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美国债券、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GDP的36倍。国际清算银行估算,1998年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和柜台交易日交易总金额分别为有1.4万美元和375亿美元;到2007年4月,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日成交量总金额高达6.2万亿美元,柜台交易也突破2万亿美元,两项相加,衍生产品交易额每日高达8.2万亿美元,与外汇市场3.2万亿美元的成交量累加,每日总计11.4万亿美元,几乎与世界产品年出口额持平,高达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据联合国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世界24万亿美元投资中,金融投资占85%,约为21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只有3万亿美元。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为3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都与商品贸易无关,这些金融交易都是短期投机,大约为30天,有的只有一天,其目的是赚取汇率和利率差额。直到2007年夏,多数投资者、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债务证券化(包括住房、资产、汽车、信用卡、学生贷款,一直到企业应收账款、租金、消费品分期付款等广泛的领域)、信贷违约保险、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制度这些创新是真正的“进步”,对整个经济都有利。在经济学教育界,由斯科特·梅森、罗伯特·默顿等编著的哈佛大学商学院MBA教材——《金融工程案例学:金融创新的案例研究》,把后来破产的安然公司的所谓创新——“衍生品工具控制风险”和雷曼兄弟公司的“债务证券化创新”作为经典案例。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认为,现代风险管理和先进的对冲策略使银行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不真正承担风险,因此,并不需要太多资本。但2007年9月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让这些分散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经典创新成为了笑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逻辑是: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低利率(廉价信贷)——流动性过剩——贷款规模大幅扩张——资产价格飙升——景气周期下行——资产价格下跌——泡沫破裂——贷款违约激增——市场流动性枯竭或资不抵债——银行危机——如果汇率自由浮动——货币危机——双危机。一系列本应创建出更自由更安全市场的创新,实际上却造成了一个不透明的世界–风险被集中起来,而且是以一种让监管机构无法弄懂的方式。当某个机构出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当局,都很难搞清这个问题有多大,原来的监管信息和央行持有信息根本不足以应付处理危机。总之,金融创新使金融软约束隐蔽化,危机扩散社会化。

从一般理论分析看,现代金融创新大部分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猫和老鼠的游戏,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绕过政府监管,规避风险,谋取更多利益。在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中,金融机构花费巨资对监管机构进行游说,使其放松监管,并高薪雇用会计师、律师寻求规避监管的方法,并鼓励员工对监管者隐瞒风险。在此背景下,没有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成为一种软预算约束的新工具。

再次,是企业金融化。由于正常的商业周期依赖信贷维持,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发行信用卡,并且从事金融的利润成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非金融公司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这导致金融危机即时传染到实体企业。

最后,金融保险化使软约束完全社会化。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约束软化和外部性问题,比如次贷危机的起始原因就是给没有基本信用的人无节制的放贷,更主要的是,存款保险和信贷违约保险等金融保险制度,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鼓励了企业、银行的冒险和投机行为,尤其在金融互联性和高杠杆的作用下,呈现经济行为的软约束社会化特征,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风险成10倍、20倍、甚至100倍地放大。2007年,信贷违约保险(即对抵押贷款的破产给予保险)领域的承保金额达到了45万亿美元,比美国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量21.9万亿美元大出1倍。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通过证券化包装贷款,再通过购买保险来化解破产风险。在这种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在假想的破产有保险兜底的假设下,为了获得更多分红,竞相购买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产品,而不管明天破产的风险。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就是最好的佐证。

总之,经济金融化和金融保险化的发展,使金融系统的外部性呈现空前的放大,一旦金融系统发生危机,就必然形成对整体经济的巨大冲击。国家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必然出手援助,这样就形成了金融系统发展的软约束循环:金融出错——导致危机——政府救助——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软约束化。

(六)经济全球化——软约束全球化

首先,国际储备货币与软约束。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成为脱缰的野马,从1盎司黄金兑换39美元,飙升到现在的1盎司黄金兑换1235.2美元以上。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成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美元成为没有约束的世界货币,成为美国取之不竭的最大经济资源。美国的国债已经从1989年的2.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7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至7.7万亿美元,2010年突破13万亿美元,平均每人负债超4.2万美元,利息2211美元。根据美联储2011年2月底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已经达到了14.28万亿美元,离美国议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的国债天花板仅一步之遥。据统计,从美国独立到1980年,美国政府的全部赤字总计为1万亿美元。1980年以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美国债务大约是国家年GDP的1.5倍;到1985年,达到2倍;到2005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几乎是美国GDP的3.5倍,已经与整个世界44万亿美元的GDP相差无几了。世界货币储备体系的这种畸形特征,使各国难以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使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盲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由美国主导和实质操纵(最大股东)的,是戴着面具的美国财政部而已,因此,美元成为软约束全球化的首要特征。

其次,金融全球化与软约束全球化。发达国家的金融化由于全球化、自由化的发展而不再受到国内因素的有效制约,能够借助于金融资产的创造和全球范围内的行销,使得跨国金融活动无法受到有效约束。可以说,金融全球化与风险全球化同步发展,金融软约束也同步全球化。比如资产证券化的全球化,尤其是这次次贷危机中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交易遍及世界,把美国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风险传递给了全世界,并因此促成了这场本应属于美国的经济萧条的全球化。比如美国国际集团(AIG)担保的全球贷款业务大约有40万亿美元,如果AIG崩溃,将影响全球信贷体系的稳定,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救助它。比如冰岛国家破产危机。2008年,受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波及,冰岛历史最悠久的Icesave银行倒闭,一夜之间,持有这家银行存款凭据的储户们发现,Icesave已成过去时,特别是该银行通过互联网吸收的大量英国和荷兰储户存款更是无从兑现。冰岛国内的“袖珍”存款保险计划根本无法应付英荷储户总额达39亿欧元的索赔,危急之时,英荷两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帮助冰岛偿还各自国内储户的存款损失。但很快,两国就向冰岛政府提出了偿债要求,而此时的冰岛伴随金融行业的全线坍塌,全国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失业率高达6.7%,GDP更是在2009年前所未见地下降了6.5%。对于仅拥有32万人口的冰岛来说,Icesave银行留下的这笔巨额债务相当于全国GDP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冰岛家庭背上了4.8万欧元的债务。此外,冰岛的主权债务为1300多亿美元,而它的年GDP仅约为19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再比如希腊债务危机。希腊政府为了加入欧元区与美国高盛公司交易,通过“货币掉期交易”和抵押未来收入的方式,掩盖高额的公共债务,使希腊在当时达到了欧元区成员国的要求。而高盛公司又通过向德国银行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己的风险转移回了欧洲。结果,货币掉期交易到期时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希腊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加上国际对冲基金(尤其是高盛)对希腊支付能力的炒作,使希腊融资能力下降,债务保险利率上涨,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率高达12.7%,形成债务危机。还比如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通过操纵对冲基金致使投资者损失超500亿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麦道夫欺诈案受害者包括美国多家公司和欧洲、日本众多投资者,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大人物和大公司。所以,金融全球化使金融约束具有了全球特征,监管不严会导致金融欺诈与投机盛行。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全球化经济组织的软约束分析,最后,让我们来归纳一下本文的主要结论,并论述其理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现代公司所有权的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所有权社会化的企业组织,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特征,使现代公司与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不能很好地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进一步说,现代市场经济中从微观的有限责任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到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再到宏观的政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都普遍存在软约束特征,而且软约束相互联为一体,因此,软约束是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再进一步说,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国家的本质决定了阶级社会软约束存在的社会普遍性。政府作为收租者和食利者群体,拥有国家经济机器的税收权、借贷和货币发行权,因为以支定收,所以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组织和管理者本身预算就无法硬起来,这决定了阶级社会软约束的先天性特征。因此,本文的结论一:由于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主体的普遍软约束常态特征,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根本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软约束特征导致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建立的基础——私有制基础上的硬预算约束分析,现在可能仅仅适用于个人企业、合伙企业等小企业。由于现代企业组织的有限责任在金融化、保险化的发展之后,软约束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常态化特征,这导致建立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无法有效分析现代公司、现代金融机构及现代国际经济组织,而当代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都是受这些大组织支配,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说的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因此,本文的结论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经济行为,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

第三,现代经济组织的软约束特征是造成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原因。现代公司制企业和金融组织的责任有限化、风险社会化的制度化特征,导致社会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的形成和集聚发生了新的变化。软约束的外部性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而过度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本身比商品消费的需求增长要快得多,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生产状态,形成危机。因此,本文的结论三:在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保险化、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导致市场经济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性特征越来越明显,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具有了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内在原因和结果。

20世纪,世界经济由工商业资本占支配地位逐步发展到由金融资本占支配地位。一方面,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的天生投机性也极大地推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投机程度。除了自动取款机等少数创新,20世纪的大部分金融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有组织的投机活动。由于整个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工商业活动完全被纳入到金融有组织投机活动当中,而且金融机构攫取了经济利润中的最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金融机构的从业者获得高工资和高奖金的主要原因。债务证券化、信贷违约保险、衍生产品保证金制度等金融创新使金融软约束隐蔽化,同时制造了海量投机资本,使危机扩散社会化和全球化。金融机构的互联性(相互持有)、企业金融化、金融保险化,导致金融危机的扩散性空前的社会化。就雷曼、房地美、房利美、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企业亏损社会化、盈利私人化的情势来说,现代自由市场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下的问题更加严重。过去计划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只限制在国营企业里,而市场经济下的软约束几乎波及到每家每户,波及到所有的开放经济体。这是金融成为继政府具有这种能力之后的一种新力量。过去,政府处理金融危机说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政府没有底线或基线。而这次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在金融自由化下,金融互联性可以使政府根本找不到如何设置底线。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一是:对投机性经济活动监管要严格,对投机性经济金融创新工具的市场准入要审慎,不能让投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投机者成为操纵经济运行的主体,要让金融机构和经济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改善,而不是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简言之,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保险化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让金融投机控制经济发展的中枢神经。

第四,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软约束常态化特征告诉我们,现有的经济科学、经济工程学和经济管理学存在明显的系统性缺陷,必须重新设计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尤其是对管理层和各种创新工具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现在,经济金融化、保险化的发展,使企业信用和金融机构信用完全社会化,同时软约束也完全社会化。现代企业制度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下的“代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在管理层面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能有效地监管企业的管理者,又由于不确定性,所有者无法对管理者的决策正确与否做出即时的判断,这样就出现企业内部的约束无法硬化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外部性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即整体经济的危机和政治威胁,往往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情势,出现管理层和所有者合谋欺骗社会、绑架政府的格局,这样就出现企业的外部治理无法形成硬性约束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由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利益权衡,政府连续不断援助和干预的历史,使企业管理者形成一种期望通过事后补贴和注销方式来弥补投资风险带来损失的强烈心理期望,形成“软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基础。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有限公司、金融机构等组织,除了胁迫政府被迫给予保护和援助外,其他主要的软约束新表现包括:一是利用控股结构,通过关联交易操纵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盈亏游戏,盘剥公众;二是伪造会计数据,欺骗投资者;三是利用兼并与破产法,实现金蝉脱壳;四是玩弄资产负债表平衡游戏,冲销坏账;五是通过增发股票和债券、债转股等手段,实现“印钞票”的目的;还可以列举很多具体表现。总之,现代有限公司已经完全不是穆勒那个时代(19世纪),为有才无钱者提供创业舞台,其负面效应发展越来越纷繁复杂,甚至成为聪明者愚弄大众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加强对有限责任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成为政府、学术界和大众的时代课题。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二是:必须反思经济科学、经济工程学和经济管理学的现有缺陷,与时俱进地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进行创新,尤其是对管理层和各种创新工具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引导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向有利于社会前进与和谐的方向前行,对投机行为进行严格管制。

第五,软约束的全球化告诉我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紧迫性越来越强,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也势在必行。首先,要尽快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避免全世界因美元滥发而发生经济大倒退、大萧条。其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革新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成为各国必须联手采取的紧迫行动,时间越晚,各国受害越重。要审慎开放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交易,防止投机主导国际经济交易。最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抛开美国的主导,否则世界经济只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第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都是打引号的“公平”和“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强劲潮流在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促使下,全世界都向美国模式转变。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现代市场经济进入了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保险化、全球化的新时代,然而在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使全世界开始反思美国模式的发展价值。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开端并不美好,因为应对这次危机的措施为下一次即将到来的危机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从国际的石油争夺硬约束、美元软约束,到国内的无偿援助、滥发钞票、极端低利率、治理失灵,一个让大众承受经济波动与危机后果的“现代体系”仍然不受节制地在运行。因此,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就无从谈起。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看,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矛盾的出现、展开、克服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下,政治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关系尤其密切,它们的大门往往联通在一起。所以,克服金融危机的措施往往是牺牲第三方的利益,在平衡政治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格局中,只能通过短期措施来展开和克服,即再爆发——再展开——再克服的循环,直到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循环形成。

帕金森定律说:华丽的建筑可以作为推测正趋于腐败的佐证,因为只有组织机构内部趋于腐败,其建筑和设备才能达到华丽顶点。这适用于所有的机构,不管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投机与造假不分公司大小、个人身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与市场的成熟程度无关。危机还会继续重演,只是形式会不断变化。因为形成危机的政治经济基础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尽管形式会改变,但将长久存在,金融创新和监管的循环游戏将继续发展。但是,从人类的共生关系和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现代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实行更为有效的约束势在必行。(作者:林光彬,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

注:本文刊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

编辑:王鹤民

审核:李   琼,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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