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格朗日

定义 假设一个物理系统符合完整系统的要求,即所有广义坐标都互相独立,则拉格朗日方程成立:{\displaystyle {\frac {d}{dt}}{\frac {\partial {\mathcal {L}}}{\partial {\dot {\mathbf {q} }}}}-{\frac {\partial {\mathcal {L}}}{\partial \mathbf {q} }}=\mathbf {0} \,\!}; 其中,{\display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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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成本函数

长期总成本:指厂商 长期中 在各种产量水平上的最低总成本。(成本是产出的函数) 也就是求c = f(q),已知 c = wl+rk①,q = f(l,k)② 问题是求c如何用q来表示。长期成本函数中k不再是常数。 根据前文所讲扩展线的方程,MPl / w = MPk / r③(等斜率原理) 将①②③联立,三个方程,四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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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与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建党百年与政治经济学系列之六 刘伟等:建党百年与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制度演变史,是一部以土地赢得农民和富裕农民、以土地稳固和壮大江山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解决好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议题。 全文字数 | 约3781字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是构成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农民、把广大农民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飞跃,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赢得了农民,赢得农民的根本就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成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1936年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时所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进入新时代,解决好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议题。 一、革命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赢得农民并取得了政权 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差异和演进特征,很大程度上受土地制度的特点所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尽管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通过垄断土地资源,形成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但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上又存在许多不同,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大量封土封臣关系,而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相对而言产权排他性更清晰,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合一的特点,地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经济权力而无司法行政权力,因而土地的流动可以更多地接受经济规则约束,超经济性质相对淡化。这一土地制度的特征不仅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欧中世纪演变的特点,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并对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深刻的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必须正确把握这种土地制度及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演变特征的影响,顺应其历史要求才可能成功。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二大便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国民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在广东、湖南等省开展限租、减租、铲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在各根据地开展以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适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对于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和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予没收;解放战争时期发布“五四指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1947年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要求,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进而形成了最广泛和充分的革命力量。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通过“耕者有其田”使广大根据地农民掌握了土地权利;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减租减息,在最广泛地团结和调动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减少了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收入,农民用增加的收入购置垦荒地及农具、繁殖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解放战争时期实现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分得土地的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由土地所有者存执,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建设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联合农民并有力推进了工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土地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位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期,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集体化运动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力推进工业化,同时颁布《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进行了规定。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土地制度为重点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奠定了相关制度基础。首先是从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联合了农民,将亿万松散的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水平与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进而是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土地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土地归劳动人民集体所有,从土地所有制层面保障了农民不至于因为土地兼并而破产和流离失所。尤其是集体化运动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及恢复社员自留地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对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视。  三、改革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激励农民并支持了经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农村改革大幕,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变革调整,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形成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的承包合约,农户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经营主要形式,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逐渐清晰并不断完善。改革初期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办企业等,促进了乡村工业化进程。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就建立了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后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对所有权归属、土地登记、登记发证、登记保护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总的来看,改革之后的土地制度安排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集体成员土地权利和家庭经营的回归,带来农民从事农业积极性的高涨及农产品产出和供给的增长。同时,通过配置工业用地,创办园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四、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基础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从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保留农户承包权的同时推动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补偿安置,建立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加大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土地高效利用;等等。这些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都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更好用活乡村土地资源。 一方面,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土地制度保障。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成长,促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利于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有利于发展乡村产业和拓宽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审慎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为乡村稳定和保障农民权益筑牢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一系列改革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土地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重要目的是通过向农民更充分地赋权实现富裕农民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预期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新型经营主体有动力和条件提升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有利于农民分享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增值收益;征地制度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采取多元化保障机制,有利于更公平合理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放活宅基地和农宅使用权,特别是探索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更加充分的权能,有利于农民提高财产性收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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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昊等: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GKOft41-8q9x9UjIWGtt7w 建党百年与政治经济学系列之五 齐昊等: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中国长期发展经验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本文将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不平衡增长周期,并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分析了这种周期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不平衡增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正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周期。 全文字数 | 约15843字 一、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而百年后的今天,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性意义,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极其宝贵的发展经验。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现有研究在总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时,大多强调1978年前后两大历史阶段在发展战略上的差别。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有趣的是,以重工业和轻工业规模之比衡量,两大历史阶段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程度都呈现周期性波动,且周期的跨度在10-20年之间。图1用不同指标展示了这种波动。我们把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不平衡增长周期。纵观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以重工业更快增长为特征的不平衡增长反复出现,而这种不平衡增长又似乎难以持续,一段时期之后经济就会呈现非重工业更快增长的情况。这种周期具有怎样的规律?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我们分析经济结构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强调部类之间通过积累、分配和消费相互影响,价值实现要求部类之间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的理论也为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建立了一个两部类再生产模型。对理论模型的分析说明,不平衡增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中国的情境中,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的增长都有强大的控制力,对工资分配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的目标是双重的:国家既追求经济发展,也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双重目标意味着,国家既要通过不平衡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也要促进人民收入与经济规模同步增长,避免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中国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一般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家会努力促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赶得上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当不平衡增长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会主动降低重工业增长目标,并促使劳动报酬份额回升。我们认为,正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 在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总是伴随着分配结构的演变,其背后是国家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重目标的权衡。早在1956年,毛泽东(1999)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阐明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要吸取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他指出:“(加重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不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而且在1962-1963年间增加职工补助,提高了40%的职工的工资级别。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推动了工资制度改革,使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着力解决重工业行业的“去产能”问题;与此同时,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宏观政策集中力量创造就业机会,各地政府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在论述“协调发展”理念时,习近平(2019)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视角总结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规律和特征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正确处理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促进经济以相对平稳的方式运行。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讨论有关不平衡增长及其周期性的文献,并回顾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第三部分建立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模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部分用来严格定义不平衡增长,并解释不平衡增长的利弊;动态部分用来分析不平衡增长出现周期性的原因。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展示了关键变量的周期性,并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会促使重工业增速上升,而重工业发展增速上升会抑制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这为我们对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解释提供了证据。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从经济结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角度,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是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植于这一思想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合理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了资本有机构成随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观点。列宁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并结合当时俄国的环境,提出要在俄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提出的社会主义增长模型(Feldman-Mahalanobis-Domar模型,简称FMD模型)也体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想(多马,1983;余永定,1982)。另一个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来源于二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林晨和陈斌开,2018)。与Rosenstein-Rodan(1943)等的“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相反,赫希曼(1991)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他主张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关联度高的产业,充分发挥产业互补性和外部性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中国学者姚洋和郑东雅(2008)基于重工业比轻工业更具技术和金融外部性的观点,阐明了一定时期内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 同样根植于结构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与本文的关注点密切相关。国内早期研究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影响。其中,马建堂(1990)、张新华(1988)等发现轻工业比例一般在扩张阶段下降,收缩阶段上升,重工业则相反。马建堂(1990)认为投资波动会引起投资品生产和建筑部门的扩张或收缩,进而引起周期波动,投资波动又是传统体制下强烈的投资冲动与失衡的产业结构交替作用的结果。张新华(1988)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结构一般有“重型化”趋势,而当结构失衡严重影响经济增速时,国家会抑制重工业投资。随着计量方法的普及,学界对周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分析。孙广生(2006)、赵旭杰和郭庆旺(2018)研究了三大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别从产值和投资数据以及劳动力市场数据入手,发现第二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来源。干春晖等(2011)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龚刚和林毅夫(2007)利用投资优化模型证明了过度投资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政府宏观调控之后又会造成经济波动,使中国经济陷入“缩长”的失衡局面。龚刚和高阳(2013)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价格方程,证明经济的稳定(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共同引起了经济波动。袁江和张成思(2009)认为强制性技术变迁是造成经济不平衡结构的重要因素。陈璋和黄彪(2013)认为引进式技术进步造成高低端两部门结构不平衡,与GDP一同呈现周期性变化,且中国高速增长离不开这种不平衡增长方式。此外,一些研究对历史上两大工业发展规模及速度、每一阶段增长战略转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定性分析(简新华,2005;武力和温锐,2006),另一些研究就轻重工业比例协调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杨坚白,1962)或定量分析(邓宏图等,2018)。 我们还关注到,已有研究大多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应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事实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本文的关注点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理论说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就产生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必要性。马克思以最终经济用途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进行考察。具体到实际应用中,马克思的划分一般对应于重工业和轻工业(杨坚白,1961)。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给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带来一系列启示。朱殊洋(2008)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动态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双线性状态方程,以最优控制方法将状态方程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结合,推导出两大部类积累率的计算公式。李海明和祝志勇(2012)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作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约束,并把资本积累引入到资本家偏好中,构造最优化问题。崔晓露(2013)引入部类优先增长系数,考察两大部类增速的不同情况,讨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以及增长速度之间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冯金华和孟捷(2019)利用两部类再生产图式,对投资品部类自主积累和增长的边界条件进行考察,指出存在投资品部类单独积累和增长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卡莱茨基的理论有较大影响。Fujita(2019)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卡莱茨基模型,分析了多种需求体制的存在可能性。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在不同方面借鉴了以上研究成果,并根据本文的主题对模型进行了扩展。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产业结构又偏重于三大产业划分,涉及本文不平衡增长周期性的研究较少。在不平衡增长的背后,产业结构周期与分配结构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仍是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以下,本文从国家的双重目标出发,考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逻辑,运用经过扩展的马克思两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中国的不平衡增长情况,并用经验方法刻画中国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三、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部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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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资本主义研究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本文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主体历史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本文的结论:产权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经济行为,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具有了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主要内在原因和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 全文字数 | 约19320字 一、预算软约束研究文献的简要回顾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创造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国有企业的现象。科尔奈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家长式”作风和以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鼓励了经济冒险和投机,并且冒险得到的好处自己享有,而冒险带来的损失却自己不必承担。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比如,科尔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计划经济的“父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温情主义”会形成预算软约束;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庞伟尔等从分散银行信贷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强化预算约束;马斯金、白重恩、李稻葵和王一江等讨论了资本所有权集中下的软约束;钟伟、宛圆源从软预算约束导致信贷扭曲膨胀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这些分析都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二种是从内生或外生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斯卡法、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等从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动因上展开分析,把软预算约束看作特定体制内生的现象,在跨期分布的投资中存在一种不可逆投资情况下的动态承诺问题,硬化约束的关键是通过机制设计使事前的承诺真实可信。崔之元认为,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他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法等三个层面的理论与经验的考察指出,现代社会的关键性组织普遍都存在软约束特征,认为“软预算约束”悖论是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提出“看不见的手”范式遇到了根本的挑战。林毅夫等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角度对企业软预算约束展开分析;阿吉翁、布朗夏尔和伯吉斯、鲍依科、施莱弗和维什尼等把预算软约束等同于政府补贴,认为硬化预算约束就是消减补贴的问题。第三种是从集权或分权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钱颖一和罗兰从财政分权和集权的角度对转型经济下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展开分析;希格尔从行业垄断程度高低对预算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打破行业垄断有利于硬化预算约束。 当然,三种角度之间经常有交叉,好的分析往往是综合性分析。比如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对软预算约束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文献综述,把软预算约束的动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即对失业的担心、出于对政治安定的考虑、支持体自身的最佳经济利益、温情主义,以及官僚统治模式下领导为了自己的声誉、出于避免经济溢出效应引发连锁的破产反应导致“大得以至于不能破产”。此外,还有大量实证文献综合研究银行领域和国别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如米切尔对银行领域的研究。许成钢认为,没有监管的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变成了一种软预算约束的革新工具,把所有金融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使软预算约束放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导致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完全超出了以往定义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指出,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这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由于过去20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加明显。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扩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目前,国内外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预算软约束的文献还没有发现。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国际化。因此,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并说明这种变化导致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二、市场经济与软约束的历史演进 在经济史上,随着分工与所有制的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动态调整,形成了预算软约束不断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自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来,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四个发展阶段。私有制的形式从个人私有制、家族私有制、合伙私有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等众多形态。相应的,资本的形态和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的变化,从私人资本发展到形式上的联合资本、社会资本、国家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企业组织从个人或家族业主制、合伙业主制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私人垄断组织、机构投资者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国家垄断组织、国际垄断组织。与所有制、资本形态和企业组织相对应,预算软约束也出现了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形式。 (一)私人企业与硬约束 在1855年以前的西方,没有特权的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家都承担“无限责任”。作为个人/家族企业、私人合伙股份制企业,股东在资不抵债时必须以自己的所有个人资产或收入偿还债务,直到还清为止。在这种制度下,私人的企业和银行不能绑架政府,政府没有援助企业和银行的经济责任。这种制度对私人企业来说是完全的硬约束,因此激励股东必须执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否则难以生存。对于企业和银行管理者来说,如果经营失误导致巨大损失或破产倒闭,其自身的财产、道德声誉和职业生涯都会遭受巨大打击。这对企业家和银行家来说也是硬约束。 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无限责任私有制,并且反对股份公司等有限责任形式的所有制。斯密说:“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合伙人那样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斯密反对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认为公司只要是有限责任,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所有者如果不承担全面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或者企业投资失败,它可以把企业的债务全都转嫁出去,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损失。斯密还在《国富论》下册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说明了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效率的部分事实。斯密的逻辑很清楚,资本家不能是有限责任。 (二)有限责任公司与软约束 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超越了斯密理论的逻辑,所有制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沿着斯密所指的道路演进。历史的演进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呈现社会化的特征。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从单人业主所有制向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演进。这说明斯密关于公司效率逻辑的“正确性”不能左右历史前进的方向,这背后一定有比逻辑更重要的东西。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最早提出,把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普遍原则法律化。他认为,应该放宽亚当·斯密无限责任的要求,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没钱,所以你要让他冒险、创业,如果是无限责任就很难实现。穆勒为了让普通的人能去创业,去发展合作经济,提出了让有限责任合法化。这种让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的思想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1855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对股份公司的股东责任进行限定的《有限责任法》;1856年,英国修订了《股份公司法》,确定企业家和银行家承担有限责任,由此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法律基础,确立了公司制的基本框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破产公司的债权人不能追索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的个人资产。这种保护股东和经理人私人财产的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激励了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是公众投资股票的持续升温,导致公司所有权日益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日益分离;另一方面由技术创新推动的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到来,导致企业规模极度扩张,公司管理日益复杂化和技术化,那些缺乏时间、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所有者和银行家逐渐退出企业管理活动,而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经理阶层逐渐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1923年,斯隆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世界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诞生。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促使发达国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金融机构在非金融公司持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发达国家也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在银行资本为主导的时代,这些经济的、组织的、制度的变化使得“经理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得十分普遍。根据伯利与米恩斯、拉纳、赫尔曼的实证研究,美国前200家非金融公司控制权结构中,经理控制的比例分别达到1929年44%、1963年84.5%、1975年81%。这标志着被钱德勒称为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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