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等: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制度供给

刘守英等: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制度供给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意味着“三农”作为“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的回归;乡村是农业和农民的空间与载体,以乡村振兴为抓手有望真正解决中国久拖未决的“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的是新时代乡村现代化的使命,需要基于对发展阶段、城乡格局和乡村变迁趋势的分析,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关系以及代际变化等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农业内涵、功能与基础性地位的重新界定,农业优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路径,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的功能和演化。 全文字数 | 约15700字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乡村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梦”的成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是未来“三农”领域理论创新、决策制定、政策实施、政府工作的基本方位。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未来农村图景,2018年中央1号文件作出了2020、2035、2050年三个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意味着“三农”作为“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的回归;乡村是农业和农民的空间与载体,以乡村振兴为抓手有望真正解决中国久拖未决的“三农问题”。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学术界、政策界、地方政府的反应,彰显了乡村振兴研究滞后对战略实施的可能后果。迄今为止学术界的解读热度不减,但基本上是以传统思维对这一战略进行解释,要么继续以单向城市化逻辑来理解乡村的归宿,要么以孤立的乡土和传统农业思维陷入脱离实际的乡村浪漫主义情绪;政策界在基本内涵不清的情况下,沿袭着忙于做规划、列工程、造项目的工作惯性,各地政府更是召开各种报告动员会,大有兴起一股乡村振兴运动之势。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瓶颈是理论的缺乏。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都强调“三农”的基础地位和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但是,在农业份额已经降到7%以后,“三农”基础地位的理论依据如何表述?长期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存在农业-农民-农村的顺序,农业列在首位是因为历来吃饭问题的重要性和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意义,农民问题受到重视是因为小农对国家秩序的意义,乡村问题事实上成为三农问题的末端,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三农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我们看来,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的是新时代乡村现代化的使命,需要基于对发展阶段、城乡格局和乡村变迁趋势的分析,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关系以及代际变化等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农业内涵、功能与基础性地位的重新界定,农业优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路径,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的功能和演化。 与落实乡村振兴中的工程化和项目化相比,制度供给滞后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制约。当代乡村问题的存在与趋于加重,本身就是扭曲的城乡关系和城乡制度不平等的结果。为了实现赶超型工业化和推进快速城市化,中国建立和强化了一整套对乡村发展的歧视性制度框架,以扭曲的要素价格和对乡村不利的贸易条件保障工业的资本形成,城乡不平等的土地制度造成乡村发展权丧失,对农民城市权利的剥夺与忽视,导致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发展权的不平等,生产要素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配置,导致乡村衰败。如果在既有制度架构下实施乡村振兴,乡村的衰败只会加剧,必须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切实推行对导致乡村不振的制度改革。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城乡关系的调整,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农民代际引发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特征改变,以及乡村的分化加剧,乡村经济机会增加,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制度变迁的收益提高,加大了乡村振兴制度供给的激励。因应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乡村变化的机遇,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本文旨在分析乡村振兴的制度制约、乡村问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支撑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的总体思路、目标模式与实施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一)农业为什么没有跟上工业化步伐 工业化在后发经济体中一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遍被认为是一切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但是,工业化普遍被理解为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生产的转移,主要特征为制造业活动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份额的上升。这种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造成二战后很多民族国家的农业发展受挫和对国民经济的拖累。发展中国家误以为工业能够带来经济发展而农业代表落后,从而认为应当用获得的农业剩余来补贴工业,尤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剪刀差实现这一目标。将工业化看作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造成了只注重集中资源投资于制造业,而忽视了传统农业改造和农村发展的错误倾向,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和屡屡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工业化应该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它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化表现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发生连续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过程、经济组织、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以此认识“工业化”,就不可能出现为了发展工业制造业而牺牲农业的错误倾向。 遗憾的是,以错误理念推动的工业化就在提出过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的国家发生了。中国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这套扭曲的政策导致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也造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要素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农业增长缓慢,使得整个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由此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农村的贫困。 (二)城市偏向导致的城乡差距 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被作为前进的主要动力。都市化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后发经济体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往往导致农业、农村发展被忽视。形成城市倾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偏向城市而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选择城市倾向政策,一方面由于对农业征税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中国城乡分割的根源在于中央计划经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策略,需要提取农业剩余以增加城市资本积累以及对城市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村部门拥有大多数贫困人口以及成本低廉的各种资源,城市部门拥有大部分的表达渠道、组织和权力,农民的分散居住和个体产出水平占比有限导致极高的集体沟通成本和搭便车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村部门居于不利地位。中国实施城市倾向政策的根源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改革时期城市倾向政策依然存在,则是由于原有战略形成的城市利益刚性。 中国城市倾向政策的主要执行机制包括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农产品上缴、压低粮价以及通过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进行限制。城乡居民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异、倾向性政策下农村居民更高的生活成本、城乡之间教育及医疗卫生设施差异以及有利于城市的金融转移项目,导致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倾向的政策造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经济系统的扭曲,从而最终降低了农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不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三)城乡统筹与城乡关系调整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农村总体上都仍还处于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提供资金的阶段,在1998年国家确立“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前后,情况才有所缓解,但是农村、农业受扶持的力度非常有限。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城乡关系进行重大调整。我国城乡关系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总的来说,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对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功不可没,城乡之间公共政策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城乡统筹”中政府占主导、市场力量不足,最后导致乡村被城市“统筹”,城市高度繁荣、农村衰败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促使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制约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引发了日趋严峻的“乡村病”:土地、人口等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乡村人气不旺、人力不足,制约了现代农业与乡村转型发展。农村青壮年主力军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他们离土、出村、不愿意回村,加剧了农村的衰落;村庄用地严重空废化。据测算,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空心村不整治,新农村难振兴;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乡村社会治理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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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同竞争中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谢富胜等:在协同竞争中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协同竞争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上形成了垂直分布的所有制结构。两者在社会分工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方面相互协同,又围绕中间品价格、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进行有效竞争。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协同竞争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外生冲击下保持平稳运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增进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产业链协同,推进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实现供给体系升级,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全文字数 | 约12700字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这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关于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制度进一步扩展为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这一制度体系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围绕该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两种争论观点:前者认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会挤压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增长乏力;后者则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范围一再收缩,而民营经济不断扩张,会引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这两种观点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各类所有制结构比重的变化,将两者看作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有机统一的,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正确认识和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有机统一?如何看待两者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比例及其经济效应?如何推动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同发展?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超额价值而进行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社会分工条件下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竞争中会呈现出所有制结构比例的动态演变。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根据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及相互之间分工协作的动态过程,分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共同发展。 二、从竞争到协同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在竞争过程中,企业既可以通过创新来追求超额价值,也可以通过压低价格、不断扩大产能等策略力求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从而表现为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资源配置过程。但企业之间竞争并不是只有破坏性竞争行为,还有另一种竞争行为——协同竞争(co-respective competition)。熊彼特认为企业会采取“和而不同”(co-respective)的竞争行为,相互协调生产计划、定价策略等,避免过度竞争,以维持稳定的利润水平。这种竞争关系是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由此启发我们可以从协同竞争的视角来认识企业之间在竞争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协同竞争 马克思对竞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之间竞争两种基本形式。部门内部竞争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追求超额价值,采取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方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此过程中,领先企业有能力通过不断降低价格来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竞争的强制规律又迫使其他企业采用类似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进而降低了该部门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社会价值。如果其他企业没有采用成为最新标准的技术和组织,必然会被淘汰。部门之间的竞争是指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通过把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会引致资本进入或退出,这会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导致利润率平均化,实现社会资源和利润在各部门的分配。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实际是一种竞争动态论,竞争过程是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进行组织、技术变革的动态过程,而企业自身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结构。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动态过程,而且他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不同部门企业相互协同的客观情况,马克思的分析非常类似于后来熊彼特提出的协同竞争。马克思指出竞争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条件,“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不变资本使用节约的分析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说明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不同部门的企业之间存在协同关系,“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 马克思对分工与竞争的分析表明,各生产部门的企业基于社会分工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换言之,不同部门特别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协同竞争的可能性,既可以协作互补共同保持整体利润水平稳定乃至提高,又会围绕利润分配展开竞争。尽管马克思考察的只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同行为,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揭示的确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一般过程。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分散在规模很小、技术简易、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组织协调能力来保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同部门企业的协同只是在竞争规律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客观情况,企业与企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激烈对抗。一些必须大规模组织劳动力和长期投入的领域,私人资本无力举办,因而通过公共部门投资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就十分必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 (二)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协同竞争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确立和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石油、化工、钢铁、汽车等各主要产业部门都形成寡头垄断格局。熊彼特提出的协同竞争正是指同一产业部门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行为。以美国汽车产业为例,“三巨头”之间在投资、产出和创新等行为上寻求某种妥协或默契,主要围绕定价、技术或产品创新进行策略性竞争,争夺行业和尖端领域的领导权,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巴兰和斯威齐将企业的这种行为策略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分析,指出协同竞争是这一时期大企业之间关系的常态。大企业的实力相当,彼此承认对方具备采取“以牙还牙”报复策略的能力。如果大打进攻性的价格战、投资战,势必会挤压利润空间,导致一损俱损;反之,如果相互协调产量和定价,可以保证稳定的行业利润率,使各个企业都有利可图。不同产业部门的大企业之间同样采取协同竞争行为,相互之间秉持互惠原则。因此,协同竞争会促进剩余增长,构成垄断资本主义核心规律的基本支持条件。 从熊彼特到巴兰、斯威齐,将协同竞争从个体层面推广到整体层面。克罗蒂进一步指出,企业之间协同竞争是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基础条件之一。协同竞争保证了可观的利润,因而企业有能力提供工资更高、岗位更稳定的职业,形成“高利润-高工资”的良性劳资关系。这提升了大众的收入水平,加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持续产品创新带来了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因而造就了持续增长的需求市场。这使供求之间产生良性互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加深,投资领域扩展到更多产业部门。二战后,西方国家在铁路、邮政、电信、航空、军工、原子能、计算机等领域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高。随着城市化发展,公共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集体消费品供给也都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国家对这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低利润部门、创新领域和公共产品的投资,稳定和刺激了需求增长,为私人垄断资本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新市场。正如卡斯特所言,“国家的‘社会’支出不仅倾向于垄断资本,也是维持这一体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三)新科技革命下资本主义的协同竞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变化,新需求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环境使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提升专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内生于生产活动的经验知识积累。因此,对产业链上各环节,企业选择内部化相似的专业性活动,而外部化有差别的互补性活动。大企业与不同部门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成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因而协同竞争的形式和内涵进一步扩展。其代表性形式是丰田生产方式、“第三意大利”等企业集群。丰田公司建立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等级制分包网络,通过参股、人事参与、设备租赁、资金支持以及共同组建合作伙伴协会等措施,与供应商增进信任和合作。“第三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则相互组成灵活网络,运用集体力量推进创新。迈克尔·贝斯特据此提出“新竞争”概念,将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企业称为“创新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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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改革的难点与未来方向

王卉彤 2018年11月13日15:20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原标题:农村金融改革的难点与未来方向 http://www.rmlt.com.cn/xiangcun/ http://www.moa.gov.cn/ 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效的创新金融服务,是金融业积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强调“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发展农村金融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都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进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努力下,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高,为促进“三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30.95万亿元,同比增长9.64%,占各项贷款的24.84%,实现持续增长;发放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496.96亿元,支持建档立卡户607.44万户,同比分别增长50.57%和51.08%;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覆盖率为95.99%,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为96.44%。但是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相比,农村金融的发展尚不充分,农村金融改革尚存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 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痛点和难点 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的基础是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又优势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第一个痛点和难点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其他痛点和难点还包括“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 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既包括银保监会批准持牌经营的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也包括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农村保险互助社)、合作性质的非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会等),但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阻碍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 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村镇银行为例,我国在村镇银行监管方面主要借鉴其他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对村镇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缺乏专门性、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但村镇银行的资产规模、股本结构、市场定位、管理模式等与其他商业银行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村镇银行,因此,对村镇银行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实行“一刀切”的监管标准,不利于村镇银行的发展。 “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收益” “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业“靠天吃饭”、农民信用意识缺乏,“三农”信用体系缺失,农村金融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不透明,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较高。二是由于虽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四荒使用权等经营权成为更加具有资产属性和抵押效力的权利,但缺少集中且高效的交易市场,限制了这些权利变现为金融机构认可抵押物的能力。金融机构为“三农”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和更高的成本。 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地区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的生产性金融需求和消费性金融需求仍然以农户方式存在;但在发达地区,由于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加之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土地流转集中,贷款对象由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正逐步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农村金融需求不再单纯以农业生产性需求为主,而是更加综合的金融需求。但目前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上收,县级机构创新动力不足,不能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求开发在期限、结构、金额等方面设计与“三农”资金需求特点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部分农村存款不能在农村转化为投资,反而通过金融机构的虹吸效应流向城市。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性质的非金融机构又尚不具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条件和能力。 农村金融改革未来的方向 为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改革应该坚持市场主导的改革方向,在发挥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推进改革、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机构在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中央政府的改革方向 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具体由“一行两会”(原“一行三会”)负责。中央政府应在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通过继续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完善差别式普惠金融支持体系、建立差别式监管制度来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风险可控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覆盖面。 一是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认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性质的非金融机构等农村金融组织在“三农”市场中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快推进上述农村金融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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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农村金融改革怎么做 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

2020年农村金融改革怎么做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本报记者 张宏斌 发布日期:2020-01-02 07:56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必须深刻认识做好“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坚决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切实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   围绕2020年“三农”领域的着力点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力点等问题,《金融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农村金融改革:一个结论和四个效果   《金融时报》记者:从过去几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脉络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路径看,农村金融改革已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何广文:回顾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各项措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及四个方面的效果。   一个结论是,农村金融改革成效是很明显的,相关政策指向越来越具体。同时,政策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   四个方面的效果分别是:其一,基本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体系已经形成,服务覆盖面较广,并已形成了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其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比较丰富;其三,普惠金融服务政策体系比较完善,针对“三农”、小微金融服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比较系统,央行的定向降准、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效果显著,风险补偿机制、财政贴息及担保等手段被较为充分地协同使用;其四,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在促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的发展等,相关政策措施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且,正在从推动量的发展到促进质的发展转化。   要进一步深化惠及小微及“三农”的金融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2020年“三农”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这同样也指明了2020年农村金融改革的工作目标和思路。那么,在您看来,2020年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力点在哪里?   何广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为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定基调,围绕的重点有三个方面,脱贫攻坚、保供给、保增收。   脱贫攻坚是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金融的差异化、精准化支持必不可少。保供给,强调抓好粮食生产,加快恢复生猪生产,金融需要加大对粮食生产及生猪产业链、生猪市场体系完善的支持力度。保增收,根本还是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包括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特别是对农村新兴产业主体的支持,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同创新很重要,相关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高。同时,要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富民乡村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融合、产业体系的完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2020年,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完善机构体系,完善产品服务体系,同时,货币政策需继续发力。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需要扩大服务的广度,增强服务的深度。经过近几年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服务的广度已取得较好进展,但尚需进一步拓展。例如,在一些被称为“熟悉而陌生”的领域,基于新技术、新模式的经营主体,还很难获得信贷服务,一些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服务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其资金需求是明确的,但同样也很难获得信贷服务。因此,从服务的深度上,需要进一步深化惠及小微及“三农”的金融服务。   金融与财政要充分协同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补“三农”短板,重点涉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您认为金融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如何作为?   何广文:经过多年大力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但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金融单独支持是有难度的。这种领域带有一定的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在短期内,从经济上很难核算,财务上很难平衡;从长期来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金融在这个方面的发力要与财政充分协同,与社会资本展开有效合作,这就涉及到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也包含金融如何参与PPP项目。其实,农村基础设施一直在“补短板”,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道路、土地整治等方面已做得不错,下一步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优化和补缺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生态治理方面的投入需要加大,要探索构建农村绿色信贷服务体系,完善农村绿色信贷服务的产品体系和服务机制。   金融扶贫要以支持产业主体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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