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昊等: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GKOft41-8q9x9UjIWGtt7w 建党百年与政治经济学系列之五 齐昊等: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中国长期发展经验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本文将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不平衡增长周期,并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分析了这种周期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不平衡增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正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周期。 全文字数 | 约15843字 一、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而百年后的今天,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性意义,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极其宝贵的发展经验。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现有研究在总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时,大多强调1978年前后两大历史阶段在发展战略上的差别。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有趣的是,以重工业和轻工业规模之比衡量,两大历史阶段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程度都呈现周期性波动,且周期的跨度在10-20年之间。图1用不同指标展示了这种波动。我们把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不平衡增长周期。纵观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以重工业更快增长为特征的不平衡增长反复出现,而这种不平衡增长又似乎难以持续,一段时期之后经济就会呈现非重工业更快增长的情况。这种周期具有怎样的规律?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我们分析经济结构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强调部类之间通过积累、分配和消费相互影响,价值实现要求部类之间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的理论也为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建立了一个两部类再生产模型。对理论模型的分析说明,不平衡增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中国的情境中,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的增长都有强大的控制力,对工资分配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的目标是双重的:国家既追求经济发展,也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双重目标意味着,国家既要通过不平衡增长促进经济发展,也要促进人民收入与经济规模同步增长,避免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中国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一般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家会努力促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赶得上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当不平衡增长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会主动降低重工业增长目标,并促使劳动报酬份额回升。我们认为,正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 在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总是伴随着分配结构的演变,其背后是国家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重目标的权衡。早在1956年,毛泽东(1999)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阐明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要吸取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他指出:“(加重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不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而且在1962-1963年间增加职工补助,提高了40%的职工的工资级别。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推动了工资制度改革,使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着力解决重工业行业的“去产能”问题;与此同时,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宏观政策集中力量创造就业机会,各地政府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在论述“协调发展”理念时,习近平(2019)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视角总结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规律和特征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正确处理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促进经济以相对平稳的方式运行。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讨论有关不平衡增长及其周期性的文献,并回顾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第三部分建立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模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部分用来严格定义不平衡增长,并解释不平衡增长的利弊;动态部分用来分析不平衡增长出现周期性的原因。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展示了关键变量的周期性,并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会促使重工业增速上升,而重工业发展增速上升会抑制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这为我们对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解释提供了证据。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从经济结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角度,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是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植于这一思想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合理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了资本有机构成随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观点。列宁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并结合当时俄国的环境,提出要在俄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提出的社会主义增长模型(Feldman-Mahalanobis-Domar模型,简称FMD模型)也体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想(多马,1983;余永定,1982)。另一个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来源于二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林晨和陈斌开,2018)。与Rosenstein-Rodan(1943)等的“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相反,赫希曼(1991)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他主张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关联度高的产业,充分发挥产业互补性和外部性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中国学者姚洋和郑东雅(2008)基于重工业比轻工业更具技术和金融外部性的观点,阐明了一定时期内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 同样根植于结构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与本文的关注点密切相关。国内早期研究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影响。其中,马建堂(1990)、张新华(1988)等发现轻工业比例一般在扩张阶段下降,收缩阶段上升,重工业则相反。马建堂(1990)认为投资波动会引起投资品生产和建筑部门的扩张或收缩,进而引起周期波动,投资波动又是传统体制下强烈的投资冲动与失衡的产业结构交替作用的结果。张新华(1988)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结构一般有“重型化”趋势,而当结构失衡严重影响经济增速时,国家会抑制重工业投资。随着计量方法的普及,学界对周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分析。孙广生(2006)、赵旭杰和郭庆旺(2018)研究了三大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别从产值和投资数据以及劳动力市场数据入手,发现第二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来源。干春晖等(2011)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龚刚和林毅夫(2007)利用投资优化模型证明了过度投资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政府宏观调控之后又会造成经济波动,使中国经济陷入“缩长”的失衡局面。龚刚和高阳(2013)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价格方程,证明经济的稳定(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共同引起了经济波动。袁江和张成思(2009)认为强制性技术变迁是造成经济不平衡结构的重要因素。陈璋和黄彪(2013)认为引进式技术进步造成高低端两部门结构不平衡,与GDP一同呈现周期性变化,且中国高速增长离不开这种不平衡增长方式。此外,一些研究对历史上两大工业发展规模及速度、每一阶段增长战略转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定性分析(简新华,2005;武力和温锐,2006),另一些研究就轻重工业比例协调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杨坚白,1962)或定量分析(邓宏图等,2018)。 我们还关注到,已有研究大多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应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事实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本文的关注点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理论说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就产生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必要性。马克思以最终经济用途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进行考察。具体到实际应用中,马克思的划分一般对应于重工业和轻工业(杨坚白,1961)。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给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带来一系列启示。朱殊洋(2008)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动态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双线性状态方程,以最优控制方法将状态方程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结合,推导出两大部类积累率的计算公式。李海明和祝志勇(2012)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作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约束,并把资本积累引入到资本家偏好中,构造最优化问题。崔晓露(2013)引入部类优先增长系数,考察两大部类增速的不同情况,讨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以及增长速度之间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冯金华和孟捷(2019)利用两部类再生产图式,对投资品部类自主积累和增长的边界条件进行考察,指出存在投资品部类单独积累和增长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卡莱茨基的理论有较大影响。Fujita(2019)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卡莱茨基模型,分析了多种需求体制的存在可能性。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在不同方面借鉴了以上研究成果,并根据本文的主题对模型进行了扩展。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产业结构又偏重于三大产业划分,涉及本文不平衡增长周期性的研究较少。在不平衡增长的背后,产业结构周期与分配结构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仍是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以下,本文从国家的双重目标出发,考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逻辑,运用经过扩展的马克思两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中国的不平衡增长情况,并用经验方法刻画中国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三、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部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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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林光彬: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资本主义研究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本文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主体历史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本文的结论:产权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经济行为,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具有了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主要内在原因和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 全文字数 | 约19320字 一、预算软约束研究文献的简要回顾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创造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国有企业的现象。科尔奈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家长式”作风和以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鼓励了经济冒险和投机,并且冒险得到的好处自己享有,而冒险带来的损失却自己不必承担。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比如,科尔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计划经济的“父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温情主义”会形成预算软约束;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庞伟尔等从分散银行信贷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强化预算约束;马斯金、白重恩、李稻葵和王一江等讨论了资本所有权集中下的软约束;钟伟、宛圆源从软预算约束导致信贷扭曲膨胀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这些分析都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二种是从内生或外生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斯卡法、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等从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动因上展开分析,把软预算约束看作特定体制内生的现象,在跨期分布的投资中存在一种不可逆投资情况下的动态承诺问题,硬化约束的关键是通过机制设计使事前的承诺真实可信。崔之元认为,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他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法等三个层面的理论与经验的考察指出,现代社会的关键性组织普遍都存在软约束特征,认为“软预算约束”悖论是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提出“看不见的手”范式遇到了根本的挑战。林毅夫等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角度对企业软预算约束展开分析;阿吉翁、布朗夏尔和伯吉斯、鲍依科、施莱弗和维什尼等把预算软约束等同于政府补贴,认为硬化预算约束就是消减补贴的问题。第三种是从集权或分权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钱颖一和罗兰从财政分权和集权的角度对转型经济下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展开分析;希格尔从行业垄断程度高低对预算软约束展开分析,认为打破行业垄断有利于硬化预算约束。 当然,三种角度之间经常有交叉,好的分析往往是综合性分析。比如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对软预算约束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文献综述,把软预算约束的动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即对失业的担心、出于对政治安定的考虑、支持体自身的最佳经济利益、温情主义,以及官僚统治模式下领导为了自己的声誉、出于避免经济溢出效应引发连锁的破产反应导致“大得以至于不能破产”。此外,还有大量实证文献综合研究银行领域和国别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如米切尔对银行领域的研究。许成钢认为,没有监管的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变成了一种软预算约束的革新工具,把所有金融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使软预算约束放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导致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完全超出了以往定义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指出,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这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由于过去20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加明显。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扩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目前,国内外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预算软约束的文献还没有发现。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国际化。因此,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并说明这种变化导致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二、市场经济与软约束的历史演进 在经济史上,随着分工与所有制的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动态调整,形成了预算软约束不断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自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来,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四个发展阶段。私有制的形式从个人私有制、家族私有制、合伙私有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国际垄断资本所有制等众多形态。相应的,资本的形态和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的变化,从私人资本发展到形式上的联合资本、社会资本、国家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企业组织从个人或家族业主制、合伙业主制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私人垄断组织、机构投资者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国家垄断组织、国际垄断组织。与所有制、资本形态和企业组织相对应,预算软约束也出现了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形式。 (一)私人企业与硬约束 在1855年以前的西方,没有特权的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家都承担“无限责任”。作为个人/家族企业、私人合伙股份制企业,股东在资不抵债时必须以自己的所有个人资产或收入偿还债务,直到还清为止。在这种制度下,私人的企业和银行不能绑架政府,政府没有援助企业和银行的经济责任。这种制度对私人企业来说是完全的硬约束,因此激励股东必须执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否则难以生存。对于企业和银行管理者来说,如果经营失误导致巨大损失或破产倒闭,其自身的财产、道德声誉和职业生涯都会遭受巨大打击。这对企业家和银行家来说也是硬约束。 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无限责任私有制,并且反对股份公司等有限责任形式的所有制。斯密说:“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合伙人那样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斯密反对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认为公司只要是有限责任,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所有者如果不承担全面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或者企业投资失败,它可以把企业的债务全都转嫁出去,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损失。斯密还在《国富论》下册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说明了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效率的部分事实。斯密的逻辑很清楚,资本家不能是有限责任。 (二)有限责任公司与软约束 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超越了斯密理论的逻辑,所有制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沿着斯密所指的道路演进。历史的演进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呈现社会化的特征。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从单人业主所有制向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演进。这说明斯密关于公司效率逻辑的“正确性”不能左右历史前进的方向,这背后一定有比逻辑更重要的东西。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最早提出,把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普遍原则法律化。他认为,应该放宽亚当·斯密无限责任的要求,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没钱,所以你要让他冒险、创业,如果是无限责任就很难实现。穆勒为了让普通的人能去创业,去发展合作经济,提出了让有限责任合法化。这种让更多的人成为创业者的思想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1855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对股份公司的股东责任进行限定的《有限责任法》;1856年,英国修订了《股份公司法》,确定企业家和银行家承担有限责任,由此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法律基础,确立了公司制的基本框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破产公司的债权人不能追索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的个人资产。这种保护股东和经理人私人财产的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激励了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是公众投资股票的持续升温,导致公司所有权日益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日益分离;另一方面由技术创新推动的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到来,导致企业规模极度扩张,公司管理日益复杂化和技术化,那些缺乏时间、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所有者和银行家逐渐退出企业管理活动,而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经理阶层逐渐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1923年,斯隆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世界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诞生。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促使发达国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金融机构在非金融公司持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发达国家也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在银行资本为主导的时代,这些经济的、组织的、制度的变化使得“经理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得十分普遍。根据伯利与米恩斯、拉纳、赫尔曼的实证研究,美国前200家非金融公司控制权结构中,经理控制的比例分别达到1929年44%、1963年84.5%、1975年81%。这标志着被钱德勒称为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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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

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国有企业作为后赶超时代的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过渡时期国家控制制度变迁进程的工具和社会福利的提供者、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和公共品的提供者及克服系统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协调器,其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 全文字数 | 约8215字 一、前言 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状况是一个“悖论”,即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不断恶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却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种效率状况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许多学者对这种效率状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银行的早期解释,认为是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强促使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而产权的残缺和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效率的恶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释,认为是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成本导致了这种效率状况;三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诺顿、江小涓、卢荻和陈鸿文、张军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进行的解释,认为是规模经济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卢荻,2000);四是Yoshio Wada的解释,认为“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过高侵蚀了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财务效率的背离”(Yoshio Wada,1998)。 上述四种解释都存在着问题。第一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竞争既然可以通过压力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但是,竞争的效率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状况的改善上呢?产权的残缺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但为什么产权残缺的资源配置效应只体现在财务绩效的恶化上,而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上呢?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与财务效率的改善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呢?第二种解释可以利用社会成本过高来解释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原因,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的原因。因为社会成本过高并不能构成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第三种解释有它的新颖之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能够完全归结于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宏观经济的恶化是否是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宏观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就是国有企业效率恶化的结果。同时,企业的规模经济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效率的好转上?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财务指标的恶化有何联系?这些问题都是该种解释无法回答的。第四种解释在本质上只给出了国有企业财务绩效恶化的部分原因,它与前几种解释一样没有给出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效率悖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国有企业“效率悖论”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解释框架 上述四种解释之所以无法正确地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形成原因,其关键在于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着问题:①在“次优世界”中不能简单地以新古典效率标准为准,不能只从微观的角度来处理效率问题。因为“次优世界”中的各种外部性不但决定了帕累托效率标准的失效,而且也决定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不一致。而上述解释中的“竞争论”和“产权观”从本质上都是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为基础,所采取的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都只是微观指标,并隐含了帕累托效率判断标准。②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有企业效率时不能把它放在一般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分析,必须从中国的特殊环境出发,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效率定位,才能对其效率状况做出全面的理解。因此,充分考虑中国转型期、过渡期和后赶超期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才是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理想经济状态下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必须把国有企业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进行分析。而这意味着:①必须将国有企业与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赶超战略相联系;②必须把国家所有制当作一种全面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而不是西方社会民主党派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下推行简单社会竞选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工具之一;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不变,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过渡时期,必须把国有企业与现代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1.后赶超战略时代国有企业的定位 乔安・罗宾逊夫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Joan Robinson,1960)。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指国家控制下的计划体系,它肩负着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任务。但是,当这些国家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高新技术的模仿、移植和赶超时,社会主义计划体系已经不能胜任这种“后赶超”任务。因为落后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不再像传统的技术赶超那样,其方向和发展都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国家只需要集中各种资源,通过计划控制以克服“技术移植”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就可以快速建立工业化体系。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新技术模仿、移植以及赶超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以克服国家计划体系在激励、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散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导下的技术赶超体系的失灵并非就意味着单纯地利用一般的市场体系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赶超中的技术移植、模仿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它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有着本质的差别,有相当部分的技术发展依然具有确定性,依然带有强烈的公共品属性。如果依赖一般市场机制又会产生大量的市场失灵问题,具有确定性的技术就会因为其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性质而不会得到有效的供给。如何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计划失灵”在知识经济时代实施后赶超战略所面临的两难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最好的制度适应性创新,而其核心就在于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利用国有企业作为“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主体,有利于克服“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利用国家与市场的各自优势实施后赶超战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把技术投资和技术发展作为“半公共品”提供给社会,以克服一般市场的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推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引入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克服单纯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风险方面的缺陷。 2.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 W・布鲁斯曾经论述过应当将社会主义所有制从整体层面来进行把握的思想。他谈到,“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无效率”。“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的水平,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Bruce,1998)。因此,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定位的立足点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就不仅仅在于微观的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观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 虽然现在的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本手段,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样决定了它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而实施这种宏观效率定位的途径就从传统的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国有企业这种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依然是国家对整体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实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过渡时期和转型时期这种宏观效率的定位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决定了以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实施前提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缺乏实施的基础和传导机制。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不仅仅是单个组织的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宏观效率。其具体体现是,国家利用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的直接传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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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内需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张培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内需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扩大内需,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科学认识扩大内需的时代内涵,需要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入手分析,这是理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前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释放出被压抑的新需求,把流向境外的需求转化为有效的国内需求,并引领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在实践上可以为扩大内需创造出巨大的新空间。此外,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就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实现机制。 全文字数 | 约3600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具体实施中把握好政策导向,真正将二者有机结合。 一、扩大内需的时代内涵 扩大内需,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科学认识扩大内需的时代内涵,是理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前提,这需要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入手来理解。 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存在适配和错配两种情况。在供给和需求适配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机制充分有效,需求的扩大就会牵引供给增加,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的供求矛盾通常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强需求侧管理,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等宏观政策扩大有效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对有效供给的抑制,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供给和需求错配的情况下,即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供求矛盾还会表现为产能过剩和需求过剩并存,此时,供给和需求的错配表现为结构问题。供给和需求之所以会发生错配,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升级是随着收入增长的自然过程,而供给结构的适配必须经历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才能实现,这使供给适应需求必然有一定的时滞,从而出现因消费升级而无法实现的产能过剩和因升级了的需求得不到新供给的满足而出现的消费抑制或流向境外。此时,供给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增加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以及增加新供给所需要的新投资,解决新供给不足对需求的抑制和需求外流,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居民消费就进入升级通道。我国在2011年迈过人均GDP5000美元门槛后,经过10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居民消费随收入的增长不断加速升级,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与传统供给体系出现较大错配,突出表现在:一是居民对个性消费、创意消费的追求与传统的规模化、批量化供给体系错配;二是居民对品质消费、品牌消费的追求与以低端化为主的传统供给体系错配;三是居民对服务性消费的追求与以物质产品为主的传统供给体系错配。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供给和需求的这种错配,是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5000-10000美元区间的经济体必然出现的一般现象。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同时,仍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在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后,将“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确定为第一大任务,这就明确地界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的基本关系,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手段,扩大内需是目的,内需的扩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现实逻辑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上可以为扩大内需创造出巨大的新空间,具体体现在: 释放出巨大的被压抑的新需求。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与消费结构的适配度,将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被抑制的新需求释放出来。以服务业为例,按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人均GDP从5000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期间是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并超过物质消费占比的消费升级阶段,这意味着居民对文化、健康、养老、体育、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大幅上升。但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3.9%,不仅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64.96%的水平,适应居民新需求的服务新供给不足,大量居民服务性新需求被抑制。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按照产业规划发展目标,我国健康产业规模将从2020年的8万亿元左右发展到2030年的16万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1%提高到2035年的4%,文化产业要尽快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都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服务业繁荣发展,将释放出巨量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把流向境外的需求转化为有效的国内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产品品质、品牌的提升,尤其是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流的需求已开始逐渐转向国内,但从中长期来看消费外流的动因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就是要与国际标准对标达标,让居民消费升级选择中国的产品和服务。 引领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辟了巨量的新需求。从信息消费看,我国居民信息消费虽快速增长,达到人均630美元,但仍低于美国的3400美元;从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未来10年将为全球新增13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我国到2030年要发展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从而将占有人工智能创造出的较大市场份额;从数字经济发展来看,到2030年全球数字经济总规模将达40万亿美元,而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2万亿美元,低于美国的13.1万亿美元。这都为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实现机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指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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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享光等:货币锚定物的形成机制及其对货币品质的维护——兼论数字货币的锚

内容摘要: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性,降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品质。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矛盾运动细化了货币的多种职能,影响了货币的品质,从而导致货币锚定物的产生。货币锚定物具有不能锚定自身、数量与价值可变、反映商品总价值以及需要国家权力支撑等四种内在规定。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的现行信用货币体系并不能保证货币的品质,货币品质的维护取决于有效货币锚定机制的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及其对一揽子锚定物资源的锚定重塑现行信用体系以维护货币的品质。 全文字数 | 约10900字 货币在经历了商品货币、铸币、纸币以及信用货币等阶段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个纷繁庞杂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然而,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的货币基础仍是脆弱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货币品质的下降。现代货币信用体系润滑了货币流通手段的功能,但却掩盖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货币是否有能力代表“现实的”商品价值,现行货币信用体系能否维护其品质,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事实上,维护货币品质的关键在于货币锚定物的选择。合适的货币锚定物能够调和货币在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时面临的矛盾,在实现“无摩擦”商品交换的同时维护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品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货币锚定的相关理论来调整通货的价值,维护通货稳定,从而维护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随着货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未来数字社会也可以通过寻找合适的锚定物而提供“品质”优良的法定数字货币,用以润滑未来社会的生产和交换。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探究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运动和货币锚定物的形成机制;第二部分探讨货币锚定物的内在规定及其对货币品质的维护;第三部分分析法定数字货币通过重塑现行信用体系来维护货币品质;第四部分给出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运动与货币锚定物的形成 货币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简单的问题,人们却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马克思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在物物交换中“需求双重耦合”(包括交易双方的需求耦合、价值相等和时间耦合)的矛盾过程中产生的,货币的产生减少了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因此,其更加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物化的反映。货币价值尺度的职能保证了货币流通的有效性,而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则实现了货币的价值,故其认为价值尺度是流通手段的条件,而后者又是前者的补充。虽然在《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中,货币不仅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还具有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但是前两种职能在体现一般等价物时并不需要货币的“实体”,而后三者则是在不同“货币形式”上展开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其他三种职能可以在二者矛盾运动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因此,理解货币两种基本职能的矛盾运动,是厘清货币各职能的发展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锚定问题的钥匙。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事实上,物物交换的非同步性表明,“时间”的概念是货币分析的关键。虽然亚当·斯密也曾指出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但是简单地将货币定义为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完整的货币分析。劳动时间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货币,因为劳动时间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必须要有一种“一般商品”,商品同这种一般商品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同其他商品交换。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这表明,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其价值取决于物化在一般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只能在货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反映出来,从而货币也就必须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与货币自身执行价值尺度而具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是体现了可以交换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自身的价值必须通过相对价值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导致了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职能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存在某种移动的空间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导致了货币其他职能及货币锚定物的产生。 一方面,货币可以贮藏起来,在保证其价值尺度的同时又不必通过流通手段同其他商品相交换,从而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使得货币具有了贮藏手段的职能。但是,如果没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贮藏就只是简单的积累货币的自然形式(如金属形式)而放弃了其经济形式,贮藏手段的职能也就毫无意义。货币之所以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是因为这一职能可以在具备前两种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它们的关系来化解矛盾:当流通中表现出的货币价值超过其实际价值时,即流通中的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时,贮藏手段可以吸收多余的货币量以协调二者的矛盾,反之则会投入一定的货币量以满足流通之需。虽然贮藏手段缓解了原先的矛盾,但却引致了新的矛盾:由于货币所代表社会权利的性质不会受到量的限制,而贮藏者拥有的货币在量上却是有限的,因此,“货币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当大量货币被贮藏起来时,货币和商品流通就会出现中断的可能,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为了缓解货币职能的矛盾,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便产生了。 另一方面,在货币具备了贮藏手段职能后,货币所代表的社会权利就会相对于时空而保持不变,从而使得商品买卖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由此产生,货币也就被赋予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定货币理论”认为现代货币就是产生于人们的债权债务关系,并强调现代货币是一种“税收驱动货币”(Tax-drive-money),在国家强制税收的条件下,只要国家承认将某种物品(不一定是商品)作为国民纳税的支付方式,则其即为货币。但是,债权债务关系毕竟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不同的是,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商品)流通形式,代之的是货币(资本)流通形式,流通的目的也不再是商品而是货币自身,是更多的货币。因此,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会通过对时空的压缩而进一步缓解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它一方面通过减少流通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保障了货币流通在时间上连续进行,另一方面又通过债务清偿后货币价值的增加实现了价值尺度在空间分离后的重现,从而进一步缓解了矛盾。然而,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虽然内化了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但却因随之出现的信用货币而产生了新的矛盾。事实上,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后,货币支付手段职能将传统的货币(商品)流通形式变为货币(资本)的流通形式,但是货币仍旧只完成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职能“只有由于它们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这里的其他阶段显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来比它自身更大价值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段。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改变了货币在最开始就体现社会性的商品货币的形式,代替它的是由私人创造却可以在社会流通的信用货币形式。信用货币伴随着资本家竞争的加剧而逐渐变得细化和精巧,形成了一个纷繁庞杂的信用货币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矛盾再次出现,竞争的强制力以及对货币权力的渴望使得部分资本家开始滥用信用体系,只关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损害了其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降低了货币自身的价值,货币的品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货币品质或者通货价值的降低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从而有可能导致货币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急需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维护货币的品质。 实际上,在货币已经成为资本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试图通过构建一整套等级森严的货币机构体系来进一步解决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的矛盾。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级别较高的机构保证了级别较低的货币的品质——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但是,在这个等级制的顶端,又是靠什么来保证货币的品质呢?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混乱的国际货币市场那样,虽然货币机构的等级秩序可以克服本地或本国的货币职能矛盾,但到头来却在国际舞台上让对抗处于未曾解决的状态。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因此,当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时,现有的货币机构秩序也不足以维护货币的品质,这就需要通过锚定某种或某类商品来稳定通货价值,于是,货币锚定物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货币基本职能的矛盾运动使得货币在细化了多种职能后形成了复杂的信用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货币私有性和社会性的矛盾严重威胁了货币的品质,从而影响了通货价值和经济稳定,于是,寻找合适的货币锚定物就成为协调这一矛盾必不可少的选择。 二、货币锚定物的内在规定及其对货币品质的维护 货币形式经历了从商品货币到纸币再到信用货币的发展过程,且这一过程使得货币逐渐脱离其外在物质形式的束缚,因此,货币锚定物品的形式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正如不管货币怎样挣脱其外在物质形式的束缚都要受到货币基本职能矛盾的约束一样,货币锚定物从有形到无形的演变也会服从其内在的规定法则,而这个具体的规定则需要在各种货币形式的演进过程中寻找。 货币从最开始的商品货币形式到金属货币形式经历了较为缓慢的发展过程,直至1825年英国才开始真正实施金本位制。起初,当黄金等贵金属成为货币时,金属货币所具有的实际价值恰好等于其所表现的名义价值,因此,货币锚定货币本身,即不存在货币锚定物。事实上,在金属货币阶段,由于所有商品的价值均是由商品货币(黄金)所表现出来的,因此,黄金的价值能够反映该阶段总的商品价值。然而,由于供给黄金的能力是由具体的生产条件所支配,因此,当黄金作为纯粹的商品货币使用时,就会永久停留在流通中,导致黄金的供给因生产条件的有限和生产费用的昂贵而无法及时调整,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货币从金属货币形式向铸币和纸币形式的转化使得货币发展步入了信用货币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分离的可能,货币品质面临降低的威胁。此时,国家便登上了货币发展的舞台,开始承担维护货币品质的责任。国家强制发行的不可兑换的铸币以及之后被纸面符号所代替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交易成本被记账成本所取代,在交易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货币品质也因国家信用的背书而得到保障,似乎货币也不需要锚定任何物品。然而,货币并不只是单纯的流通手段,货币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换价值才能站在其他一切商品及其使用价值的对立面,而这种真实的价值并不是依靠国家权力来确定的。因为国家权力或者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中央银行只有货币的垄断权并没有货币的有效控制权,私人银行家才拥有货币的控制权。“国定货币理论”也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中央银行由于不能通过限制准备金来制约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从而就无法控制货币供给,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是由私人贷款需求和银行贷款意愿决定的,而不是由银行存款的多少决定,即贷款创造了存款。尽管该理论也认为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货币供给,但是却过分夸大了国家权力的作用,认为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凭空产生无限的准备金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事实上,由于铸币或纸币的流通量仍然需要通过对应于现实中所需的金属货币(货币商品)量来反映出总的商品价值,因此,作为一国金属货币最终保管者的国家机构或中央银行只能在本国内保持货币品质的相对稳定,在世界市场上则会出现困难。解决的方式之一是某些极其强大的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通过汇率来相互兑换,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但只要货币政策是由本国中央银行制定,这种体系就必然面临着维护本国资本利益和维护世界范围内资本利益的两难境地。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竞争性加强,各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会主动采取脱锚的行为,最终导致该体系的解体,纸币完全脱离了与黄金的挂钩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货币,货币发展进入信用货币的高级阶段。在信用货币的高级阶段,由于黄金退出了流通,国际货币秩序一度陷入混乱,货币的品质也遭受重创。虽然人们也试图通过超主权货币的方法,如特别提款权(SDR)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实际上,超主权货币仍然是建立在各国信用货币的基础上的,而信用货币并不能保证货币最终的价值。尽管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但银行的枢纽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尽管是否为“金属准备”仍待商榷,但它却隐含了通过货币商品来对信用实施约束的必要性。因此,除了将货币锚定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来调节货币积累和价值丧失的缺口外,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无法保证货币的品质。 根据对货币锚定物发展的分析可以发现,货币锚定物应遵循以下规定:第一,货币锚定物不能通过锚定自身而被赋予价值。第二,货币锚定物的量进而其价值能够随着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效率的改变而改变,否则会破坏货币锚定物作为价值尺度的基础。第三,货币锚定物必须能够反映该货币阶段商品的总价值,否则货币对其锚定后将无法准确反映其他商品的价值。第四,货币锚定物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撑。由于信用货币可以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而具有资本的性质,使得货币可以被私人创造,因此,为了实现货币的社会性,需要对货币锚定物提供国家权力的支撑。显然,只有同时满足上述规定性,才能充当货币锚定物。然而,在现行信用货币体系下,同时满足上述四种规定的货币锚定物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方面,黄金等金属货币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高级信用货币阶段商品的总价值,否则社会经济将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中。因此,当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出现经济危机时,人们还是会迫不及待地持有黄金等金属货币,将其作为价值的合法代表。另一方面,现行的信用体系表明,维护货币的品质需要诉诸国家权力,但国家权力仍然存在边界,似乎只有通过更高级的技术或者制度化安排来对现行的货币体系进行重塑,才能保证货币的品质和通货的稳定。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也曾关注信用货币高级阶段的货币锚定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货币锚定物应该是基于一揽子商品基础上的多种经济指数。然而,货币锚定多种经济指数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它们是一种间接的指数,可能会存在时滞性问题,在锚定多种指数的情况下,时滞会带来严重的套利行为。而且该做法仍然无法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混乱局面,当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时甚至会通过套利加重这种混乱。其次,锚定多种指数时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很难使经济体达到理想的状态。例如,当以物价指数作为货币锚的时候,在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同时,失业率往往会上升。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的名义锚需要国家或者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出来。政府作为所有社会就业者的最终雇主,需要设定最后雇主计划,在该计划下,政府部门建立起一个公共部门基本就业储备池,雇佣任何愿意在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并设定该部门的劳动力工资价格(BPSW)作为货币的锚,这样,私人部门的工资,从而其他价格会以劳动力工资价格为基础,根据市场供求上下波动。尽管就业储备池里劳动力工资价格作为货币的锚定物能够反映商品的总价值,但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公共部门的效率天然地低于私人部门的效率,从而在一开始,公共部门可以作为最终雇主来吸收被私人部门解雇的人员,但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仍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该理论虽然肯定了商品价格总额的可变性以及劳动力工资价格的相应调整,但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工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因此,货币锚定物的不确定使得现行信用体系无法保证货币的品质,国际货币市场长期处于动荡和混乱状态。 三、数字货币通过重塑现行信用体系维护货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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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王松:突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主体、社会条件与主攻方向

谢富胜、王松:突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主体、社会条件与主攻方向 中特政经研究 内容摘要: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直面社会需求,推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和集体性,要求企业适应创新的特征和社会条件,始终坚持创新战略,保证资金持续投入,组织协调人力资源。企业要抓住当代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重点,以关键核心部件创新为主攻方向,建立关键核心部件开发平台。通过系统性持续性的研发活动,积累知识和经验,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切实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全文字数 | 约12445字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切实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用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 然而,我国科技研发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是多年来的一大痼疾,科研和经济仍然存在“两张皮”现象。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做了大量研究。很多经济学者从经验上分析了市场结构、要素配置、所有制、规制政策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充分阐述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但都绕开了创新过程的“黑箱”,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对此,应当在认识经济与科技互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新时代创新的主体,阐明推动创新的社会条件,聚焦创新的主攻方向。我们认为制造业科技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适应企业创新过程的特征和条件,通过打造关键核心部件开发平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关键核心部件创新引领产品创新,增加高质量、低成本的有效供给。这样才能使科技创新的经济潜能释放出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撑和引领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科技创新应当以企业为主体 我国长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和政策法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逐年提高,2017年投入1.76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71%,平均增速高达14%。科技创新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在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前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但是,我国科技研发整体水平仍处于“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局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018年初发生的“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再次警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尤其是缺乏制造业关键核心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短板。这些情况不禁令人反思,作为研发投入的三大主体,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谁才是科技创新的主导者?是企业,还是高校、科研院所?实际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并且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但在研发资源配置、技术成果转化、生产工艺改进等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企业。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互动关系的一般规律表明,科技创新要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才能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支撑引领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工作往往与市场需求相去甚远,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不够灵活。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最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敏锐察觉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做到以需求特征为牵引,把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积极转化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能够直面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通过“干中学”积累实践经验,改进和完善各项工艺设备,不断涌现出新发明新技术。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模仿会促进新发明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引致技术、组织、金融等多方面的创新。由此促进全面创新,将科技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近代人类社会的技术史表明,以企业为主体能够有效推动科技创新。从发达国家技术革新历程来看,在企业主导下进行“有组织的创新”是19世纪末以来德国、美国科技发展的显著特征。通过企业的有组织创新,有力推动了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的转化,实现技术商业化从而取得经济效益。德国的化工企业最先设立内部实验室,倡导有组织的工业研究,促进有机化学技术的商品化。在美国,公立大学培养的科技人才大都受雇于各类工业企业,主要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最终产品。企业大约2/3的研发投入都用于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试验、再试验与改进。这使科技进步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创新,而是内生于生产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解决,极大激发了高校和企业实验室中的科研工作。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之初,美国企业研发成果占申请专利的60%,这一比例在随后几十年中始终保持增长趋势。纵观三次科技革命,同样不难发现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要影响。瓦特的改良蒸汽机研发得到罗巴克、博尔顿等工业家的资助、应用和推广;发电机的发明和改进是在联盟公司、西门子公司、格拉姆公司等企业的努力下实现的,催生了电力工业的兴起;晶体管最初由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发明,在得克萨斯仪表公司的努力下取得商业成功,才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进一步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突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应当通过企业“干中学”不断积累技术研发的知识和经验,在企业主导下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资源,以问题导向刺激相关领域科技创新,使教学科研中培养的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符合社会生产过程的要求。应当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企业这一创新主体,推进产业化创新,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使科技创新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企业创新的社会条件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当深刻认识创新过程的特征、推进创新需要满足哪些社会条件。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研究了企业创新过程中内外部关系的互动变化和20世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活动指出,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和集体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企业的社会条件”,即战略控制、财务承诺、组织建构。 (一)创新活动的特征 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内生能力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社会化生产过程,受到市场、组织和制度等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奥沙利文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概括,提炼出创新过程的典型特征是不确定性、累积性和集体性。 1.不确定性:创新意味着对原有知识的完善甚至替代,需要解决许多未知的问题,其结果也无法提前预知。市场环境和技术前沿瞬息万变,企业的创新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研发中,技术攻关会遇到各种难题,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资源,而技术成果又可能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存在开发失败或无法量产的风险。大量投资无法及时收回,将推高企业运营成本,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在竞争中,创新的速度和创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至关重要。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速度可能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的速度,即便成功开发出质量更高、成本更低的产品也未必适销对路。而且竞争对手的创新速度可能更快。这导致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2.累积性:创新本质上是对科技知识、研发经验进行学习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连续性、互动性,要长期累积知识和经验。马克思曾指出,“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在持续推进的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长期关注前沿动态,协调内外部关系,不断积累创新经验。而经验累积能够增加创意存量,创意作为非竞争性的公共品将进一步增加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企业发掘新的创新机会。对共同经验的积累和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企业创新的基础。这会逐渐塑造企业的认知水平、决策模式,以及内生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 3.集体性:作为社会化生产过程,创新是一种集体性现象,包括集体学习、集体创造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经验。在集体学习过程中,个体之间会相互影响,能产生压力使学习的效率更高,激发学习的活力,可能催生出新的集体性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是组织内部人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累积、创造和习得的,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转化。正如芒图所言:“发明不仅是发明家的历史,而且也是集体经验的历史,因为集体经验逐渐解决集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创新的集体学习过程专属于该生产组织,个人独立工作无法获得这种学习机会和经验,组织外的人员更无法掌握和模仿。这会形成企业的独特优势,这是竞争对手单凭资源投入根本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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