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秩序与地权结构——百年土地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内容摘要:研究目的:从土地权利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视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提供政治经济学解释。研究方法:基于文献和政策梳理的制度变迁研究。研究结果:(1)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体,打破以精英结盟维稳为主导逻辑的社会秩序,使中国社会进入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整体体制秩序;(2)在整体体制秩序中,国家构建自上而下渗透与统合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控制土地权利,为国家工业化进行资本积累;(3)当整体体制的推行对整体秩序的维系产生威胁,国家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起点,调整体制安排,进行朝向权利开放的改革来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利益;(4)讨论了中国朝向现代土地制度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可能路径。研究结论:土地制度变迁与社会秩序转型息息相关,土地问题始终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土地制度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互动方式,从而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绩效。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具有稳定与发展的双重功能,通过维护土地占有与分配的公平,实现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将土地制度作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法宝,运用土地政策工具建立国家政权、实现结构转变与改善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制度变革不仅赢得了人民,而且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 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是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土地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社会,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相伴相生,土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更与政治权力逐步脱钩,从而促使土地产权体系走向非人际化。近现代中国历次社会秩序转型,都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土地制度变革密切相关,与经典转型路径不同,中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始终被作为推动体制变革与结构转型的条件,而非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改革作为获取农民群体支持的初始动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完成社会革命后,新政权将注意力转向形成和稳定政治经济秩序,国家的稳定性及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在农村推行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变革)以完善基层政权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政治体制后,国家通过土地权利的开放实行社会经济改革,以寻求长期经济增长与推进农业国的现代化。 本文从土地权利与社会秩序关系的视角,在更广阔的图景中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与土地制度选择和变迁方式在这种互动中的作用,试图为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建江山”的历程与逻辑提供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本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体,打破以精英结盟为主导逻辑的秩序,使中国社会进入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整体体制秩序。国家形成自上而下渗透与统合社会的整体体制,来实现经济赶超和政治竞赛。当整体体制的效率下降对秩序维系产生不利影响,国家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起点,调整体制安排,进行持续不断的权利开放来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提出了在第二个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建立现代土地制度是这一新征程中的重大举措。 一、社会秩序转型与土地制度变迁 (一)精英秩序转型与土地制度变迁 土地产权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局限与所选择的路径,其变迁涉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现代国家代表了特定阶级的利益,国家与其能力都是产权体系及其引致的阶级矛盾的外在反映。为满足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资产阶级将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占有者发起进攻。一方面,变有产者为无产者,剥离农业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的联系,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变小土地所有制为大土地所有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转型。从现代化过程中的精英内部关系视角,诺斯等提出,社会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是精英在彼此之间分配获取资源收益的特权。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及其产生租金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精英间人际关系化的分配是缔结联盟、抑制冲突的主要方式之一,维持着国家顶层的稳定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 以上两种视角分别提出了精英秩序社会与土地产权制度的走向。马克思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大生产,还是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都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在《论土地的国有化》中提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随着劳动与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社会化,广大受压迫的无产者将会对资本家进行有组织的暴力反抗,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一路径并没有得到现实印证。诺斯等则基于西方转型事实提出,现代化必然是精英内部自主的选择。一旦土地作为联盟内部权力平衡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特别是对于国家税收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开放权利符合精英的利益,将促使精英们在其内部持续开放权利,建立界定清晰且易于转让的土地产权。这有利于发生真正意义的权利开放,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绩效。 (二)非精英秩序转型与土地制度变迁 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另一种从精英秩序到非精英秩序的转型路径。与经典假设不同,社会主义没有首先出现在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落后国家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中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关系先于生产力发生变革。精英间的合约关系与其所代表的精英秩序受到随机的、未预期的内外部变化的影响,存在不稳定乃至被瓦解的可能。精英秩序被动摇、被打破及其后的社会进程,开始更多涉及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更直接地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来自内部的力量,往往是农民群体的反抗,成为现代化的开端,引发旧秩序的覆灭。这些落后农业国完成对暴力的有效控制后,社会秩序的演变路径与精英秩序社会相异,社会转型始终依赖于土地制度安排。且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一定伴随着经济对土地依赖度的下降以及国家对于土地控制的放松。 通过打破精英秩序建立起来的秩序主要是一种整体体制秩序。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随历史阶段呈现出三种原型:革命过渡体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与改革体制(或改革社会主义)。历史表明,在经历了革命的社会中,无政府状态、缺少法律和秩序、各行其是的地方行为严重阻碍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存在迫切恢复秩序的要求。大多数历经了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党国合一”的整体体制(或科尔奈的“经典体制”)维持秩序,国家与地方之间是严格的层级结构。整体体制所对应的社会秩序不再依赖精英间的联盟,而依赖顶层与底层之间的互动反馈。以改变经济落后状况、实现赶超现代化为目标,整体体制在农村地区进行集体化经济的构造。国家通过控制土地以及可能松动人地关系的其他因素,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周其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化经济实质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国家将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在手中。与精英秩序中的合约关系不同,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控制是一种强制干预。这种控制之所以能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成功,是因为土地产权的合法性本就由新生国家领导的社会政治运动赋予,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改造所有权。在全面控制的体制架构下,集体化体制作为整体体制的一个缩影,集合了政治架构、意识形态、经济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等要素。只要社会秩序没有出现危机,整体体制很难发生自我变革。 但是,整体体制的低绩效诱发改变其体制和秩序的力量。改革体制秩序可能起源于整体体制内不断积累的紧张和矛盾。正是由于土地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双重意义,围绕土地问题累积的矛盾不仅出现在狭义上的经济领域,也出现在国家与公众的关系中,促使公众与国家在体制内频繁进行讨价还价。当公众与国家的博弈使得国家对土地制度成本与收益结构的衡量发生变化,原本环环相扣的体制中出现向下赋权的制度元素,整体体制就面临突破,改革就可能连续不断地发生。改革秩序的突出特征是制度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动摇社会秩序的前提下,由国家运用集中权威对底层的创新予以保护。并且,当渐进改革面对意识形态、已有权力体系阻碍时,国家逐步将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方面深化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为继续解决微观经营机制问题创造条件。不过,改革过程在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很小,很难岀现全面彻底的权利开放,而可能出现土地制度安排的双轨体制。若社会仍未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土地将始终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制度变革推动结构变革的问题上,土地并不能被其他经济要素所替代。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与社会秩序转型的互动将印证这一逻辑。  二、土地革命与摧毁旧精英秩序 近代中国处于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晚清时期,国家对地方控制的无力成为封建帝制崩溃的关键。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试图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大一统政权,但从未成功建立起精英之间抑制暴力的长期合约。中央与地方军阀政权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中。另一方面,政府的整体性在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出现断裂。国民党主要在城市培植执政基础,国家治理在乡村的延伸受制于传统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当国民党试图改善基层农民群体的生存处境,立刻遭到基层精英出自自身利益的抵制。这一情形下,国家权力的强行扩张破坏了传统文化网络,导致基层精英流失与基层组织恶化。结果,政治秩序分崩离析,政治力量对经济特权的控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加剧。不稳定的精英秩序给予农民群体以暴力打破原有秩序、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空间。 (一)不稳定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秩序 近代中国土地革命的迫切性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动员和治理的需要。国民政府与乡村精英之间的联盟松散,政府的权力、财富与文化集中在城市地区,中国共产党在边远贫穷地区角逐权力的难度远远低于在国民政府牢牢占据的城市地区。为获取农民群体的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所需的资源控制,中国共产党必须颠覆乡村原有的阶层结构,改变乡村社会的自治状态。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乡村。1933年,中国的农业净产值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农业劳动者占全国劳动力的79%。民国政府执政期间,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形态主要是私有制,其特征是土地分配不均。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调查,在3.36亿农民中,无地雇农达3000万人,无地而租入田地的佃农达1.36亿人;在有地的农民中,富农、中小地主及大地主占比为32%,其土地占全部土地的81%。乡村形成精英主宰的阶层结构,无地或少地农民在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1)租佃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土地出租者大多是在外地主。在外地主视土地为安全资产,作为食利阶层获得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而不创造农业剩余。南京国民党政府执政十年间,地租事实上一直未变,佃户缴纳主要收获量50%~70%的地租。连年战乱导致的经济萧条已使地租成为贫农的沉重负担。此外,收租代理人(例如长江一带的租行)从中常常能捞到很多好处,使农村矛盾更为激化。(2)金融关系。高额地租与日常生活支出使农民流动资金不足,须向地主或工商业主借贷,却往往无力偿还,使得自有土地或地上物被低价收购。永佃制情形下,农民以田底所有权偿债,不影响田面耕作权,但在外地主的惟一兴趣就是租金本身,农民仍受到不利的租佃条件束缚。(3)贸易关系。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与物价变动,中国农民的收入锐减,农业贸易条件明显恶化。乡村手工业发展受到外部技术变革冲击,乡村非农业就业机会减少,对小农家庭收入产生负面影响。(4)税赋关系。国民党执政的最后十年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税负担。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加之种种军费负担,使农民生活愈加困苦。 国民党精英无力改变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十年间出台数目可观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地政单行章,试图贯彻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终究归于失败。失败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精英秩序的自我维护性。国民党高层的利益不在乡村,基层政权所依赖的是乡村地主豪绅,土地改革必然遭到乡村精英的强烈抵制,土地政策的执行到基层一般已大打折扣。国民政府还不断在乡村扩大基层组织,组织运行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与农民的矛盾不断激化。 (二)打破旧精英秩序的土地革命 直到中共“三大”,农民群体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动员的力量,且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期间的行动受到与国民党合作关系的掣肘。起初,农民运动以限租、减租、铲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由一批比较熟悉农村情况的党员和农民领袖领导进行。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提出已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必须解决革命同盟军的问题。这一背景下,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6年5月,农民协会分布多达10省区,共有会员98万多人;到1927年3月,多达17省成立了农民协会。1924—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立起反传统精英的革命性基层组织,中共党员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回到各省区从事农民运动的学员。1927年5月,中共“五大”进一步提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方向。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以留存革命果实。但是,中共“五大”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曾指出不要破坏同国民党的关系。农民运动起初得到国民党“平均地权”思想的支持,随着国民党右派掌握政权,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的遏制。其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与国共合作的破裂更加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西方意义的与传统精英结盟重建社会秩序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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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国际格局新变化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其虽未根本性改变主要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但对整个人类社会却造成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国际社会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变化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健康与稳定,不仅关系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针对疫后国际格局及中美关系变化的清晰研判,是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关系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格局的“催化剂”。国际格局指的是一段时期内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东西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至今500余年的历史中,以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审视,可以看做是西方横霸天下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这一情况。具体而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仅使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一段时期的暂停、封闭等措施,使得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应对疫情较差的国家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而应对疫情成功的国家会率先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加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的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世界几大经济体都遭受严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为最早大规模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为经济恢复与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并不理想,比如作为拥有军事、科技、金融等多领域霸权的美国,至今在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上都远超其它国家。202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衰退。2021年,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中国的经济增幅领跑世界,中美之间的力量更加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来看,当前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与综合实力仍然优于东方,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掌握着多领域霸权。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催化剂”,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间关系,其对国际关系造成的是次生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显影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考验中,西方国家暴露了其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治理神话。从公开的数据来看,以中日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抗疫成果要优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欧文化圈。以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为标志,中国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并逐渐将防疫重点转为了外防输入。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无疑有利于改善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对华傲慢与偏见。反观美欧,其长期坚持选举至上、资本至上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抗疫表现不佳。欧盟原本被认为是整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合作组织,应成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的典范,但在疫情暴发时,欧盟的应对松散、缓慢,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人们的固有观念,东亚国家影响力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欧美评价下降,儒家文化圈与西欧文化圈的世界影响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进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个维度,即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以及新的全球问题。国际格局方面,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更加接近,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格局演进。现代化模式方面,中国成功应对疫情离不开国内庞大且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底气与定力是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中国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工业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发展中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对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有吸引力。工业革命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类社会在各领域创新,客观上加速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则几乎错过了这三次工业革命,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有能力抓住甚至主导这次工业革命。一方面,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产业链国家,产业链的完整保证了中国工业的能力与潜力。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一度衰退,而中国未来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稳定地对产生新工业革命的领域持续投入。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一定不会错过。全新的问题指的是人类面临的未曾有的困难与挑战,包括网络发展、虚拟经济、超级资本、人口膨胀、科学陷阱等问题。全球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跨越国界,无法由某个国家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以美欧为首的西方世界内部问题频出。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欧是世界的绝对领导力量,但其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导致其继续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物理能力及思想能力下降,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招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全球治理赤字明显。第二,新的技术引发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社会新问题。原本失灵的西方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在疫情影响下,缺点更加凸显。全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这就意味着局部国家的努力不足以扭转局面,个别国家的消极应对甚至可能加剧问题。世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变动 疫情暴发后,世界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社会生活都受到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在原有的生活方式被颠覆的同时,世界社会思潮与政治亦同时出现了微妙变化。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将过去的趋势加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首先,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客提倡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国产业高度联结、相互依存,全球化加速发展。但西方国家盲目追逐金融、科技、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造成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等问题,招致蓝领工人不满,使得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逆全球化浪潮愈加高涨。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人员与货品的流通客观上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出现产业链断裂的困境,暴露了原有产业分工存在的风险,增加了公众对全球化的排斥。在这两方面作用的相互交织之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而地区主义则加速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地区主义不同于孤立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地区主义依然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有利于地区的一体化,因此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其次,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常常与排外主义相互联系,而民粹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但两者均带有“身份政治”色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的极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互为因果,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等舆论,推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者则指责本国的建制派与精英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一些国家采取封闭措施,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遭受重创、全球化受阻,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断无疑给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者以借口,其更加强调本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总之,未来,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不但不会消退,反而还可能有所高涨。 再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迫在眉睫。冷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轴心的。但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之际,从物理层面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均相对下降;在制度层面上,美国领导与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以自身及盟友的单方面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为核心,越来越不具备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动填补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承担全球治理责任,能够彰显中国的担当。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与意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与其一道寻求并建立更符合大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国际规范。 最后,传统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将存在两种模式的竞争。未来,中美俄等世界大国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差异化理解,将导致不同秩序理念的加速出现与相互竞争。在亚太、印太等热点地区,很可能会出现中美两国根据不同秩序理念进行竞争的情况。具体来说,将出现以美国为首的侧重安全的军事体系与以中国为首的侧重贸易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可能会常态化。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之间是互相断绝的。即便是安全领域,也往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贸易。所以,以安全或贸易为原点延伸出的复杂的溢出效应,将是这两种模式之争的基本特点。 综上,疫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变动的世界也增加了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方面出现了新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最重要一环。 疫情后中美关系的新特点 中美关系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对中国而言,不与美国建交就无法缓解中国的外部紧张局势,无法实现改革开放。对美国而言,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无法完全实现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在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经验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强,到2017年达到高潮。2017年,美国政府重新确定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为对美首要威胁。中美关系由建交以来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变为竞争为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互视对方为最重要的一环。需要强调的是,两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秉持和平发展方针,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秉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界,全方位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从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崛起进行防范。其一,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继续深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即在美国提议、日本推进、印度和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将四国即存的双边、三边对话机制进行整合,形成以美日为推手的安全对话机制。当然,虽然该机制包含军事合作要素,但目前还不能够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其二,在“五眼联盟”框架内,强化美英澳三边军事合作,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AUKUS”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势必会打破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但目前其仍处在雏形状态,未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得而知。 第二,中美之间出现新的博弈点。当前美国党争激烈、政治极化,极易出现内政问题外交化的极端处理方式。例如,病毒溯源原应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美国却频繁上演借中国问题转移其内部压力的戏码。为了转移其抗疫不利的责任,美国政客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事实上,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受冷战思维影响,坚持戴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第三,美国并未减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甚至有所增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有将制造业回流或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行动,但从目前来看这些行动都不是很成功。疫情暴发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逆势加强。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8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8%,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13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0%。由此可知,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未随着中美关系的震荡而大起大落,这是中美之间经济结构互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未来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在一段时间内,美强中弱的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实力依旧保持领先地位,这是中美硬实力方面的客观差距。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中国恰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集体焦虑现象以及中国走正确道路的事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道路保持高度自信。 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要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 中国外交遇到挑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方面,面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保持自身的战略稳定。我们应在控制疫情的同时,继续推行开放战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快缩短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差距。同时,保持中美各层级之间的正常交往仍是必要的。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谈判的空间;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可以一事一议,努力创造与争取更多的对话机会,缓和紧张氛围。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衰落并不会呈直线型,也不能排除一定时期内西方国家会加速衰落或是力量回升。另一方面,面对一些国家欲构建的反华同盟体系,中国需要主动出击,积极塑造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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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历史记录清理

如何不留痕迹的清除日志和操作记录,以掩盖入侵踪迹,这其实是一个细致的技术活。你所做的每一个操作,都要被抹掉;你所上传的工具,都应该被安全地删掉。 01、清除history历史命令记录 查看历史操作命令: 查看历史操作命令:history history记录文件:more ~/.bash_history 第一种方式: (1)编辑history记录文件,删除部分不想被保存的历史命令。 vim ~/.bash_history (2)清除当前用户的history命令记录 history -c 第二种方式: (1)利用vim特性删除历史命令 #使用vim打开一个文件 vi test.txt # 设置vim不记录命令,Vim会将命令历史记录,保存在viminfo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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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希:互联互通的另一个解题思路

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是,建设和规范流量市场,允许参与各方进行有偿交易,以此达到互联互通的目的。 在经过中国互联网十余年的屏蔽史后,互联互通成为大势。然而,不同企业对于开放的态度不尽相同。各家企业对于互联互通都有什么的考虑和选择?什么样的互联互通能够让互联网行业更加规范有序发展? 近期,《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举办“《反垄断法》修订及互联互通新态势研讨会”,暨第六期《财经》商业治理沙龙,邀请了多位学者,从法学、经济学、社会治理等不同维度,围绕《反垄断法》修订及“互联互通”等话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三希表示,“从互联网屏蔽史来看,企业在不同阶段对于互联互通展现态度不尽相同,当流量成为稀缺资源,互联互通可以是有偿的,通过建设和规范流量市场,来保护平台利益。” 01 企业的态度因时因势而变回溯中国互联网屏蔽史,最早出现的是2008年阿里屏蔽百度,即淘宝在robots.txt协议中屏蔽百度爬虫的抓取。李三希表示,当年百度在搜索引擎和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是龙头老大,阿里的量级还远不如当下,当时淘宝屏蔽百度有助于阿里的兴起。 顺着时间脉络,2011年京东、美团取消支付宝支付;2012年3Q大战;2013年阿里屏蔽美丽说、蘑菇街等导购平台,“封杀”微信,关闭从微信跳转到淘宝商品和店铺的通道;2017年,微博宣布暂停今日头条第三方接口,今日头条禁止推广微信、微博等第三方平台账户及二维码;2018年,抖音被微博封杀。微信、QQ正式屏蔽了抖音链接。互联网各巨头企业逐渐进入相互隔离屏蔽的状态。 可以看到,阿里与微信的相互屏蔽的状态,始于阿里先封杀微信,此后微信反过来也屏蔽了淘宝链接。李三希指出,到了今天阿里有非常有迫切的愿望让微信开放。“早期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相互屏蔽,但时过境迁,一些互联网企业对于封闭和开放的态度有所改变。”李三希表示。 2021年9月9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四天后,“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会上,工信部回应了社会公众关切的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问题。此前的2021年7月,工信部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网址的屏蔽链接是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工信部要求,企业推进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 此后,腾讯表态,“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 阿里巴巴回应,“互联是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态的基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相关要求,与其他平台一起面向未来,相向而行”。 字节跳动则表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事关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字节跳动将认真落实工信部决策”。另外,字节跳动还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不找借口,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便利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 “腾讯的态度上是支持的,但是要求以安全为底线;阿里是要与其他平台相互打通;字节则呼吁所有平台都行动起来。”李三希认为,这三家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态度有细微差异。 02 是否开放是趋利避害的选择李三希认为,从互联网屏蔽史来看,互联互通有四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网址链接互相开放;第二是软件、App、系统的兼容性与互操作性;第三是内容与数据的共享、开放;第四是整个生态的开放。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互联互通对于不同企业而言利弊不同,最为核心的关注点是互联互通后的‘网络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变化。”李三希解释,在企业眼中,互联互通的“利”是带来更强的网络效应,“弊”则是带来更强的竞争效应。 在李三希看来,大的互联网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封闭,因为从网络效应中得到利益较小,反而竞争效应较强;小企业则更多倾向于开放,因为能够享受网络效应带来的好处,但竞争效应带来的负面作用并不大,也就是说,它的开放给竞争对手带去的优势并不明显。“此外,随着技术、模式以及市场格局的发展,企业态度也会发生改变。比如现在字节跳动就欢迎互联互通,腾讯相对来说会抵制一点,而阿里过去封闭现在要开放。” “从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角度来说,监管部门要求互联互通,有一些经济学角度的支持理由。”李三希将其概括为五点:一是便利用户,降低用户在使用不同平台时的转换成本;二是提升网络效应,用户越多,提高消费的机会就越多;第三是提高效率,数据可转移会极大提升数据的利用效率;第四是促进竞争,互联互通后,企业需要通过降低价格或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来吸引客户;第五是促进创新,中小企业接入大平台后可获得更多流量,发展机会更大,反过来可以激发它们创新动力。 03 实现互联互通的另一种路径“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大型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但不管从社会角度还创新角度,亦或从市场竞争角度而言,更多强调对中小企业的互联互通,可能更为重要。”李三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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